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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建拖，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助理、研究一部主任，北京博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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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罗斯高教授关于“63%的农村孩子没有上过高中”的演讲掀起争议，有人对这一数据有疑，认为比例如此之高，应该是仅限于“中国少数贫困县（或贫困地区）”。

在“新京报”最新的采访中，罗斯高解释道：“这些数字不是我算的，是2010年全国普查得到的基层数据。我们合作30年的一些大学、研究所里的学者朋友，他们提供的一手数据。就算把全国所有城市和农村都加上，18岁的孩子里，上过高中的也只有53%。2015年有一个模拟普查，但确切的数字还没出来，我听到消息是比这个又增长了一些……”

当研究结果指向公共政策的倡导、建议，甚至影响到决策，我们应该面对“现实”和“想象”，“过去”和“现在”的差距？研究者俞建拖认为，我们今天面临着更为紧迫的问题，包括如何调整城乡布局和对应教育资源的差距、如何提升“低文化程度”年轻人的技能、如何改革户籍和福利制度、如何解绑对农村人口的身份限制等等。

日前，罗斯高教授关于贫困地区儿童发展现状的演讲，成为微信传播热点。这倒不令人意外，贫困、农村、儿童，总是我们社会最深的关切；而中国经济走到今天，面临艰巨转型挑战，“陷阱”这样的字眼总能拨动我们焦虑的神经。

罗斯高教授是令人尊敬的学者，研究中国发展问题数十年，从乡镇企业到经济增长、再到收入分配和减贫，在很多问题上都有深刻洞见。包括最近这次演讲，对于政府和社会深刻认识贫困农村儿童教育和早期发展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但是，从学术和政策研究的角度，这篇文章(以下简称“罗文”)在方法、事实以及政策建议上，都有颇多值得商榷之处，容易产生政策上的误导。

罗文中需要讨论的，主要是两个地方：一是“63%的农村孩子一天高中都没上过”，二是“超过30%的中国未来的劳动力可能会有永久性的认知能力缺陷”。这里对问题的认知涉及到未来我们该采取什么样的公共政策，有必要进一步讨论。

▌如何看待农村高中教育的现状与政策重点？

就教育而言，在罗文所提的2010年，高中毛入学率为82.5%(当年比上年增加了3.3个百分点)。这里不排除少数贫困农村的高中入学率很低，以至于超过60%的农村孩子没有上过高中，但农村总体的比例应该不至于如此之低。

到了2016年，全国高中的入学率达到87.5%，只有9个省区的高中入学率低于90%(其中的6个省区高中入学率也超过了85%)。这里的高中阶段教育包括普通高中，也包括中等职业教育，后者的毕业生毕业后也可以考大学和大专。

考虑到中国社会的快速变化，用7年前的数据来引证当下的问题，应该说是十分有失偏颇的。根据2010年的调查数据，“63%的农村孩子一天高中都没上过”，以此形容今天的农村教育，容易在政策上产生误导。

如果罗文所说正确，那么今天农村高中阶段教育首要是要解决“有无”问题。但是实际上今天更紧迫的问题：一是农村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的质量问题，背后不仅是投入不足，还要调整教育的城乡和区域布局，改革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二是如何为过去大量没有受过初中以上教育、已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提供技能升级和职业迁移辅助服务。

当然，继续提高高中入学率仍然重要，没有上高中的12.5%适龄儿童，主要分布在西部贫困农村，但问题的重要性和优先性是不同的。

▲ 在西部地区，很多贫困地区连上学都成困难。图为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支尔莫乡阿土勒尔村，72户人家居住在1400多米的“悬崖村”里，靠攀爬阶梯出行。2016年8月，“悬崖村”开始使用钢管代替此前老旧“藤梯”。11月初，由1000多根钢管组成的新天梯建好（右图）。 ? 陈杰 / 新京报、腾讯图片

▌如何看待农村儿童早期发展？

高中阶段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前阶段的教育。如果把教育看作生产过程，要改善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孩子的教育水平，一是增加对学校的投入和教育水平，二是儿童本身需要有好的学习基础。正如国际上大量研究所证明的，也是罗文所正确强调的，要抓住学前(特别是0-3岁)的儿童发展早期阶段。

罗文对中国儿童早期发展状况的判断，其问题不在理论上，而在于事实的把握上。在文末，提到“超过30%的中国未来的劳动力可能会有永久性的认知能力缺陷”，这是研究方法的不当运用和夸大的事实论断。要说明这个问题，有必要作一些补充解释。

脑神经科学的研究表明，儿童在0-3岁阶段大脑发育完成80%-90%(罗文取了其中上限值)。在这一阶段，如果有积极的情感、认知、运动的刺激，会促进儿童脑神经元突触的连接，反之大脑一些功能区域的神经元连接无法建立而未能充分发展，存在“用进废退”现象，这种影响具有长期性甚至永久性。

中国有“三岁看老”一说，与国际上出生之后1000天的黄金窗口期有点不谋而合。但是，国际上对于这种永久性缺陷的范围大小尚无确切定论，并且普遍认为3-6岁甚至学龄之后的干预对恢复和激活大脑的特定功能区块是有作用的。

有多重原因要求我们十分审慎地使用“永久性认知能力缺陷”这样的词：

从科学上看，“永久性”和“长期性”的边界还不能非常有效确认。我们要尽可能减少长期性和永久性缺陷的风险，但又要避免在非临床状态下对个人作这样的判断。

从专业表达上说，依据量表得出的“认知能力迟缓”，和“认知能力缺陷”有性质上的差别，而且业内也不赞同将“认知能力迟缓”“低智商测验分数”和人实际的“智力”等同起来。社会一般公众可能不太注意这些表达的区别，但知悉内情的学者不应混淆和误导，在大众传播中尤其要注意这一点。

从操作上看，考虑到社科的田野调查是在非临床环境下进行，我们必须对测量手段和测量过程可能存在的不足有警惕和自觉。

从研究伦理上，依据没有严格临床诊断和科学结论下的测评结果，给4亿人打上“永久性认知能力缺陷”的标签，由此带来社会歧视和排斥，对这一群体都是很不公的。此外，凭借有限和局部地区的样本，将问题推而广之到几亿人之广，在学术上也是有失严谨。

以上的讨论，并非否定儿童早期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中国儿童早期发展重视不足的现实，但我们现在还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儿童早期发展的重要性，在国际上也是20世纪90年代脑神经科学和心理学发展之后才形成一致的共识。

从国际上看，发展中国家中，少数国家(如巴西)出台了全国性的早期发展政策，其他国家包括中国、牙买加等都是在局部进行试点。在过去十来年里，除了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团队，罗斯高教授的团队，还有中国疾控中心、联合国儿基会、大城市的医院以及其他机构都在开展相关的试验研究。我们起步不算晚，应该属于先行探索之列。

▲ 2017年9月，巴西社会发展与农业部部长在北京参加“中国—巴西儿童早期发展对话会”，并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搭建中巴儿童早期发展对话合作平台，交流儿童发展项目的实践经验。中国政府于2015年出台《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2014~2020 年）》，将“困难地区儿童发展整体水平基本达到或接近全国平均水平”设为发展目标，并纳入工作计划。巴西政府于2016年在全国推行“幸福儿童计划”，由巴西社会发展部牵头，联合卫生、教育和文化部门共同推行。触及最需要帮助的儿童和家庭、支持并监测儿童早期全面发展，是打破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所在。 ? 凤凰网

但是中国有如此庞大的人口，如果政策迟滞越久，耽误的儿童越多，每年涉及上千万的儿童，没有理由不加快政策进度。在中国城市，年轻的家长们迅速接受了早教。但在农村，早期教育和科学养育存在巨大的空白。直到今天，我们在贫困农村作政策干预的试验，仍然需要花很多精力区说服地方政府和家长。

我们正在为认识的不足付出巨大成本，这个成本不是反映在今天政府和家庭的账本上，但在未来账本上一定是赤字。我们确实需要一场轰轰烈烈的儿童早期发展的观念普及运动。而且我们和罗斯高教授团队、国内其他团队的工作都表明，我们是有可能通过创新干预手段，实现较低成本的儿童早期发展干预的。

儿童早期发展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过程，养育是其中重要一环但非全部，这里对中国儿童发展政策和成效还是要有一个客观评价。通过计划免疫接种、孕期补充叶酸、出生缺陷筛查等手段，中国显着降低了婴儿死亡率、出生缺陷率和低体重率，这些工作仍然为儿童早期发展和进一步改善提供了基础。

总之，儿童早期发展问题十分重要，迫切需要引起正视和付诸行动。但是在研究中，不仅要有良好的目标和愿景，也要避免对证据事实做夸大甚至误导性的判断。学者研究的时候会关注单一因素，这是必要的。但一旦考虑政策，需要充分认识儿童早期发展是及其复杂的过程，避免简化的论断。如果因为证据事实上的瑕疵，反而导致对良好目的的质疑，失去对采取补救政策的信心和决心，那就得不偿失了。

▌如何促进农村贫困地区儿童发展？

中国地区之间发展水平和条件如此多样，审慎的政策试验和持续的观察，不断地改进干预的手段和方法，是必要的。罗斯高教授所率团队的很多试验，对于丰富未来的政策手段，都是非常有益和启发性的，譬如针对贫血的营养素片，针对寄生虫的驱虫药，针对近视的发镜片等，都是根据贫困地区开展的低成本干预措施。

但是我们在实践中也认识到，正是因为儿童发展是多因素长期复杂影响的结果，不能独立地看待和夸大单一干预措施的作用，而且不能仅就儿童发展来看儿童发展。

以针对贫血的小药片为例。小药片可以针对性地解决贫血问题，但仅有小药片不够，而且小药片要发挥作用有赖于其他投入，如儿童在校和在家的膳食。药片或者营养包等补充性手段，不能替代正常的膳食，过高的估计和强调药的作用，会导致公共部门、学校以及家庭忽视合理膳食的重要性，从而产生“替代效应”(我们在调查农村儿童营养包的使用过程中，确实发现替代效应的存在)。

贫困地区儿童上课无法集中注意力，不仅有贫血因素，更有饥饿因素。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从2006年开始做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营养供餐试验的原因，在建议被国家采纳形成政策后，基金会又持续筹措经费对学校用餐情况进行实时动态监测和评估。中国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在营养上也是如此。通过优化儿童膳食结构，可以大幅度降低贫血，也可以消除儿童日间的饥饿以及由此导致的困乏、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

▲ 2011年，“免费午餐”发起，倡议每天捐赠3元为贫困学童提供免费午餐。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儿童发展中心主任杨一鸣曾指出，以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拿出0.1%的GDP给0-3岁的儿童用于儿童早期发展，可作更大努力。 ? 免费午餐

儿童早期发展的干预需要公共部门、社区和家庭共同发力，每一项干预不仅考虑家庭内部服务传递，也要考虑所依托的环境和变化趋势。在罗文中，提到“妈妈回家”以提升养育效果。他非常正确地指出了孩子和父母在一起的重要性以及隔代抚养的严重后果，但恐怕开错了药方。

暂且按下“妈妈回家”背后的性别视角不谈，我们到底应该让“妈妈回村”，还是让“孩子进城”？一个有经济自主能力、有社会地位的妈妈，和一个在家承担照料老人和农活的妈妈，哪个更有利于孩子成长？一个在城里能接触更多信息和新观念的妈妈，和一个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薄弱的农村传统乡村的妈妈，哪个更有可能给孩子新的养育？爸爸进城，妈妈回乡，我们不是顺着城市化的方向，而且造成了更多的留守妇女以及功能失调的家庭，哪个环境对孩子的成长更有利？

我想这些问题的答案几乎不言自明。

导致贫困农村高中入学率低的因素有很多，除了前期准备不足以外，儿童本人和家庭缺乏意愿也是重要因素。现在中等职业教育几乎是免学费的，为什么大家不愿意去上？因为教育回报率低。教育回报率的高低又和学校放在哪儿有关系，国内多个研究团队测算过(如李实、李春玲、杜两省等)，城市回报率要高于农村，城市中直辖市的教育回报率最高，省会城市次之，再是地级以下城市；对东中西部农民工群体的教育回报率测算表明(邢春冰课题组研究)，东部和大城市的回报率要高于中西部。学校应该放哪儿，儿童应该在哪儿受教育，不是一目了然吗？

所以，在提政策建议时，需要有宏观趋势上的把握，要加快推进以人为本的城市化，要呼吁户籍以及福利制度更大更快的改革，推动农民工及其家庭举家进城，而不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产生更多的问题。

作为发展研究的同行，我个人非常尊重罗斯高教授及其团队长期以来在推动农村发展和减贫上的工作，赞赏多样化和创新的方法。我想我们对农村贫困地区儿童发展的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高度一致，但是我们需要对现状有更系统、全面和客观的评估。学者作为专业人士，享有一定的公共话语权，权力意味着责任，因此也必须审慎利用，特别是当政策建言可能影响到成千上万人真实生活的时候。

写这篇文章，一来是一些重大的问题有澄清的必要，正确地识别问题才能有效解决问题；二来是儿童发展如此重要，希望借此机会能有更多同行参与讨论辩论，推动公共政策的改善。

*本文观点仅代表个人，不代表所在单位和儿童发展项目的课题团队，文责自负。首发于财新网，原标题《贫困农村儿童发展的真正挑战：兼与罗思高教授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