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东，书评编辑，专栏作者，南都观察特约作者

全文4900余字，读完约需9分钟

曾经有追求、有抱负，且精于计算的日本年轻人，现在不见了。他们变得“没有欲望、没有梦想、没有干劲”。

站在经济增长的角度，怎样破除制度壁垒，以更平等、自由的环境维持“高欲望”，是一项改革挑战。而怎样准备迎接更大一波“低欲望”的到来，中国同日本面临一样的挑战。

前段时间，我偶然留意到一本叫《低欲望社会》的书在中国悄然走火，其副标题是“胸无大志的时代”。作者大前研一最为外界熟知的身份是“管理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声名远播的社会批判家。从书封和推介语看，他直言当今日本“年轻人没有欲望、没有梦想、没有干劲”，已陷入“低欲望社会”。

在日本，像大前研一这样的判断已让人习以为常，甚至中国人对这一印象也不算陌生。

真可谓时过境迁。

美国学者傅高义当年在《日本第一》中赞赏的有追求、有抱负，且精于计算的日本年轻人，现在不见了。他们只属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不论物价如何降低，消费都得不到刺激。贷款期限达三十五年，银行信贷利率不高于百分之二，却无人问津；年轻人失去物欲和成功欲，对于车和奢侈品嗤之以鼻，都“宅”起来，因陋就简。

不过，《低欲望社会》目前在中国大陆尚无中译本——不知国内评说者是否看过原书，也不知是否有图书出版机构已买下翻译版权，要提前造势。总之，唯有大前研一那几句对“低欲望”的描述流行于网络，被反复引用。

至于日本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到底经历了什么，各种说法大都极为笼统。我所在的媒体曾约来一篇文章，作者研究经济学，他在“经济增长”和“经济政策”等层面做了一种宏观经济学探讨，解释了收入预期和经济增长停滞如何使消费欲望低迷。

▲ 早在2011年，日本的非正式工人（没有带福利的全职工作）在全部工人中所占的比例从1990年的20%上升到约35%。为了省钱，有的人在网吧里寻求安身之处，被称为“网吧难民”。他们在夜里租下网吧的包厢，并于清晨离开。图为当时26岁的建筑工地保安在网吧包厢中翻阅杂志。 ? Shiho Fukada / Panos Pictures

我原本觉得经济分析已足够解释“低欲望”的由来，直到读到作家侯虹斌在腾讯《大家》上的《无性无欲的日本给中国什么启示》一文。作者将当下日本的“低欲望”归因于性别关系不平等，即女性的“人身依附”加重了男性的枷锁，“不管男人女人，都既不想结婚也不想生孩子”。文章让读者看到，即便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它的经济增长，照样可能被不平等的性别关系拖累。

在微博上搜关键词“日本”、“低欲望”和“超单身社会”，可以看到许多相同的说法。我很诧异，看来这种归因已很普遍。男女无疑都是不平等性别关系的受累者，但这样的不平等是否为日本“低欲望”的原因，还需更审慎的判断。

▌性别关系不平等无法解释“低欲望”的日本

回看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其经济复苏与发展令人震撼，步伐极为迅速，图景蔚为壮观。这跟九十年代以来经济增长停滞的日本简直判若两国。然而，那时的日本性别关系更不平等，家庭集体伦理更为强大。

据傅高义1958年到东京做的田野调查，当时现代自主平等的女性权利刚要起来。而这种“起来”还只限于家庭内部夫妻关系的改变，妻子可能掌握着家庭开支分配权，能决定钱怎样用、用到哪里。但终生追求独立自主的单身女性，基本不可想象，女性仍然要依附于婚姻和生育。

按照傅高义本人在《日本新中产阶级》中的描述，那可是一个尤为典型的“高欲望”社会。城市里的新中产忙于升职、加薪、买房和子女教育。他们焦虑、紧张，激烈的竞争使得他们必须马不停蹄向前奔跑。这与近些年中国流行电视剧——诸如《小别离》、《欢乐颂》中的城市中产极为相似。

▲ 1990年4月，“繁华的泡沫时代”中的东京涩谷街头，逛街的人群穿梭在“忠犬八公”的雕像周围。 ? 田锅公也 / 每日新闻

而当年日本的“高欲望”，恰恰脱胎于家庭集体伦理，包括今天被诟病的所谓“男权”。这一伦理要求男性买房买车，要求家庭必须投资子女教育。鼓励男性成功的意识形态迫使他们卖命工作，马不停蹄向上爬升，否则被定义为“失败”。全社会于是合谋生产出一种巨大的欲望。

那么，同样是不平等的性别关系，何以彼时带来“高欲望”，此时却导致“低欲望”？当年的不平等只会比今天更甚。

实际上，性别关系不平等并不是一个重要变量。更何况，认为它导致“低欲望”还假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即认为刺激欲望需要结束“单身”回归家庭。

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公布过一组关于“终生未婚率”的调查数据：2015年，五十岁之前从未结过婚的日本男性比例约为23.4％，女性约为14.1％，相比往年持续增长。单身和独居的流行程度可见一斑。然而，这些数据也提供了一种归因便利，使“不结婚”、“不生育”仿佛成为了罪魁祸首。

但其实单身主义、独居，乃至“少子化”，是世界范围内的一股潮流。日本也置身于潮流之中。难道说这一波席卷全球的个体化是性别不平等、加重双方枷锁的结果吗？相反，一个常识是，个体化和性别平权运动才相辅相成。这是因为，女性拥有更独立、更自主的选择权，不必只能依靠丈夫或子女生活，继而瓦解了“男性”这个性别中心和权威。而这些都使得单身或独居成为可能。

退一步来讲，经济增长不等于个体幸福，研究经济增长的动力，也不必只是从个体身上寻找，粗暴归因于“低欲望”。这是制度和现实思考上的懒惰。《低欲望社会》被读者批评缺乏深刻的反思而只限于“吐槽”，原因大概在于此。性别平等固然重要，但要和“低欲望”联系在一起很难讲得通，夸大了两者的关系就可能偏了方向，忽视更重要的问题。

▌阶层流动和消费结构中被忽视的“单身者”

今年上半年，国内翻译了一些思考美国阶层流动的作品，其中传播较广者如《乡下人的悲歌》和《我们的孩子》。

前者是非虚构作品，作者万斯回忆自己的奋斗及见闻，讲诉了一个底层白人向上流动的艰难故事。后者的作者是颇有学术声望的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他和团队回顾美国半个世纪以来的阶层流动变化，指出现今美国的阶层固化已磨灭了昔日美国梦的光辉。这一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特朗普的崛起。

▲ 美剧《无耻之徒》讲述了美国底层家庭的日常生活，毒品、酒精等等因素都在消耗着底层年轻人的向上动力。出身芝加哥南区贫民窟的 Philip Gallagher 以全额奖学金进入麻省理工大学之后，不断被原生家庭往原来的方向拽。 ? Shameless

这两本书让人看到一个世界性的阶层流动故事，哪里都有自己的难题，哪里都不容易。近代历史上，可能只有十九世纪“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社会阶层背景可比拟。

然而，两者都只是在家庭的范畴内思考阶层流动。追求个体价值的美国，自二十世纪以来也一直呼唤重返家庭。

美国是较早感知到单身和独居这股潮流的，有不少学者在“后现代性”或“后工业社会”的语境下做观察和研究，典型的如艾里克·克里南伯格的《单身社会》。然而到目前为止，反思阶层流动的作品并未真正思考单身和独居的群体，包括他们究竟在整个阶层流动中处于何种位置，以及他们需要怎样的权利和制度环境。他们往往只是粗糙地说这些单身者是城市新兴中产，唤不起同情。但并非单身者都是有产者。

在日本，2015年创下历史新高的“终生未婚率”调查对象是50岁以下的群体。其中最大的在1991是20多岁，这一年是日本经济增长停滞的起点。当经济增长停滞和世界性的单身浪潮同时到来，自由的流动空间是否向每个人平等开放？是不是只有家庭才需要阶层流动？

前些年NHK电视台有一组采访，整理成《无缘社会》一书，讲述了在日本被边缘化的老年单身者。它让人思考，单身者在时代变迁和阶层流动的浪潮中，为何那样脆弱？当下的日本年轻人不买房，不买车，甚至不出门，他们的未来也是这样的吗？这样的“凄凉”景象，为什么还是无法激发年轻人的斗志，以及结婚生育的欲望？

日本一家叫博报堂的广告与调查公司根据调查预测，日本男性的“终生未婚率”到2035年将接近30％，女性将接近20％。约有一半日本人会过单身生活。

▲ 寄住在网吧的Tdayuki Sakai。随着女儿大学毕业，在信用卡公司工作了20年的他辞职后成为了一名“网吧难民”。在被记者问及是否愿意搬到一间公寓时，他说：“不，我只是想离开日本。我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我对这个国家不抱希望。” ? Shiho Fukada / Panos Pictures

世界真的变了。然而，制度设计和安排并未严肃对待这一变化。包括日本在内的国家花尽心思用社会政策刺激欲望，但都把希望寄托于家庭这一基本单元。他们设计制度保障家庭，离婚的妻子可带走大部分资产，但数据并没有显示女性因此更想结婚生育。就在最近，日本石川县河北市还讨论是否像韩国一样设立“单身税”，但真的能把单身者推向婚姻吗？

我不是单身主义倡导者和践行者。但当越来越多的人更注重个人满足，不愿将就，不愿在规定年龄内(甚至一生)结束单身，是不是要尊重他们的选择？(尊重并不意味着全社会成员都会单身)除了社会保障，是不是还要严肃思考他们在阶层流动中的处境？向上流动需要个体的奋斗和努力，只有回归家庭集体伦理才能产生这种欲望吗？

二十世纪经济史家卡尔·波兰尼在《巨变》中回顾市场经济的诞生时说，市场不是凭空出现的，需要货币、劳动力和土地的商品化。这其中的劳动力是怎样出现的呢？先是冲破传统集体的供应制度，制造饥饿，饿了要劳动；随即是个体化，独立生存和自由流动。但是，他笔下的“制造饥饿”和“个体化”，是家庭作为基本单元的，是家庭相对于家族或村落集体的个体化。

当今新一波席卷全球的个体化，是以离开乃至解构家庭为方向。原来的消费欲望，买房买车、结婚生育、子女教育，都被极大地消解了。单身者也有消费，可能更愿意旅游、娱乐，但目前刺激欲望最厉害的消费品，仍基于婚姻家庭生活。

“高欲望”重新崛起，需要更根本的思考，尤其是单身者在整个社会阶层流动中的位置，与结婚者平等的制度环境，而不只是坐等将来有一天消费结构变革，用新的消费品刺激他们。

▌“高欲望”和“低欲望”并举的中国社会

再看中国。社会学家孙立平有一个判断，中国的经济发展，“短期看政策，中期看趋势，长期看文化”。政策在中国随时影响经济的具体发展，但时间一拉长，它也需要服从于趋势和潮流。影响更深远的是文化。

回味一下德国社会科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论着《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对这种文化与市场经济关系的思考就不会陌生。孙立平说，中国是高欲望的，为了赚钱，可以加班不休息，为了经济增长，可以牺牲环境。这一文化决定了中国经济迟早超越美国。熟悉他的读者都深知，他的判断绝非基于经济增长带来的民族自负。

四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的确受益于“高欲望”和“个体化”。二十世纪末流行起来的“成功学”见证了欲望的滥觞。在计划年代，欲望是被计划的，按全国物资生产水平、个人城乡身份、政治忠诚度来分配。改革年代，走出集体生活约束的个体化带来了一定的劳动力自由流动，直接推动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兴起。

然而，这些并非一成不变。

我生于1990年，从小目睹人们为了生存赶往城市打拼。这背后是一个全面市场化的中国，欲望被释放，家庭式的个体化出现。工作后，我看到的更为复杂：企业疯狂加班、“空巢青年”、被大城市限制的劳动力流动……而更宏大的现实背景是，在“高欲望”的中国，“低欲望”也在悄然兴起。

2016年7月，一张“葛优躺”的图片走红，旋即兴起一场“丧文化”和“小确丧”的青年流行文化，持续至今。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出现庞大的单身和独居群体。根据《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15》的数据，2014年，中国20岁以上的单身人口——未能结婚以及自愿保持单身——约为1.4亿。这里面，有超过5800万人过着“一个人的生活”，其中青年(20-39岁)已达2000万。

▲ 5月3日，阿里巴巴发布基于用户数据的报告，发现从地域分布来看，深圳一举超越北京、上海，成为空巢青年最爱盘踞之地，而像产业密集型城市苏州、郑州、东莞等城市也纷纷挤进前十。 ? 阿里数据

基于这两个可能不那么重要的现象，可以提出一个重要问题，现在中国的“高欲望”会不会变成“低欲望”？“葛优躺”是权利意识增长、工作负重和阶层流动艰难的共同结果，是被迫的“低欲望”。“空巢青年”以经济层面的劳动者身份到大城市打拼，无权享受平等的城市公共服务，因而不具有完整的市民身份。经济学家倡导中国继续深化改革，打破制度限制，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道理同样在此。

目前中国最大的群体仍是“高欲望”。整个社会渴望成功，刺激着住房、汽车、婚恋市场、教育培训等消费。这是中国经济增长引以为傲的观念资本。但是，单靠宽松金融政策维持“高欲望”并不够。怎样通过下一轮制度安排，移开障碍，推动劳动力更自由、完整、平等地流动，才是未来的方向。

中国经济增长终究要从投资转向消费。但是，现今的大城市制度设计和安排，却和刺激消费的“高欲望”相悖。一些大城市驱赶低技能劳动者等做法，让“高欲望”背着太多的制度包袱。更何况，世界范围内的“欲望”经验也表明，“高欲望”还并不一定会永久旺盛。

同欲望紧密相关的一个词是“自由”，早期市场经济的发展，意味着一种无拘无束的自主权，尊重欲望和自由即经济正义。这也是政治经济学史家常说的“自由放任式市场经济”的伦理基础。世界范围内的历次经济危机和思潮竞争，改变了欲望的内容。首先是十九世纪的工人，接着是二十世纪的黑人、女性，以及环境和动物权利保护倡导者，都在通过抗争来压缩欲望。在他们看来，欲望自由不是肆无忌惮的，不得超越这些群体的权利，而这些群体在不断扩展。

从权利观念上说，有的欲望被淘汰是一种进步。问题是，这预示着一种欲望不断被限制的趋势。特别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传统工人运动衰落，环境保护和动物权利运动兴起。我们的未来究竟是不是“后物欲”的？

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囚歌”一度流行于大街小巷，如《十不该》、《铁窗泪》。它们唱着当时中国面对“高欲望”和传统伦理刚被冲击时的紧张，其表现是年轻人的狂喜和自上而下的“严打”。那时候，有人渴望寻找一种新的伦理秩序来应对危机。被称为美国商业精神代表的安·兰德作品就是这样进入中国。

当今中国的“高欲望”已持续了三四十年。站在经济增长的角度，怎样破除制度壁垒，以更平等、自由的环境维持“高欲望”，是一项改革挑战。而怎样准备迎接更大一波“低欲望”的到来，中国和日本面临相同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