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获作者授权转发，秦晓宇，纪录电影《我的诗篇》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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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的博物馆都爱收藏佳作精品、奇珍异宝，打工博物馆却反其道而行之，展品普普通通甚至破破烂烂，大部分为工友无偿捐赠，几乎每一件都蕴含着个体化的情感与记忆。

一些人绝非“毫无特色与平淡乏味”，他们属于近代史大师霍布斯鲍姆所推崇的那种“非凡平常人”，其言行并非无足轻重，而是能够改变文化和历史的样貌。

前些天，我邀请北京工友之家的孙恒和许多来工作室，一起观看纪录电影《炸裂志》的粗剪素材，在这部《我的诗篇》的续篇中，他们都是主要人物。

观影前，孙恒面色凝重，告诉我一个糟糕的消息：他们亲手创建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此前一直资助的那家机构因项目收缩，到期后决定不再续约了，这使得博物馆一下子面临严重的资金缺口，有可能，这座全国唯一展藏打工文化历史的机构也将成为历史。

▲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

博物馆位于北京东五环外一个叫皮村的城边村，那是另一个北京，道路低洼，一下大雨就变成小河，小工厂林立，房舍参差低矮，两万多居民大都是外来务工人员，由于靠近首都机场，三五分钟就有一架飞机掠过。如同飞速发展的时代，把打工者远远抛在后面。

打工博物馆建在这里，可谓适得其所，它与皮村工友同气连枝，并俨然将博物馆周围变成难分彼此的开放展区。

全世界的博物馆都爱收藏佳作精品、奇珍异宝，打工博物馆却反其道而行之，展品普普通通甚至破破烂烂，大部分为工友无偿捐赠，几乎每一件都蕴含着个体化的情感与记忆。

这种个体化的情感与记忆既是被历史的宏大叙事所压制和剔除的东西，又来自于一个久已习惯沉默和被忽视的群体，在这个意义上，展品越微不足道，就越弥足珍贵。

按照史学理论家哈布瓦赫的观点，任何私人记忆都是不同程度的“集体记忆”——作为一种建构，我们的记忆不可避免地会使用社会性与集体性的范畴。

▲ 任何私人记忆都是不同程度的“集体记忆”。

因此，打工博物馆的展品又具有将普通打工者的微观日常与宏大的社会历史联结在一起的可能。

譬如在一号厅，有一张孙恒2002年10月29日因未带暂住证而遭到的《当场处罚决定书》；那时他已组建了“打工青年文艺演出队”，在建筑工地、城中村为工友义演，被盘查时他担心误场，没有跟对方争辩就交了罚款。

像孙恒这样仅仅罚款了事还算幸运的，四个多月后另一位姓孙的打工者出于同样的原因亡故于广州收遣站，媒体披露后举国震动，最终导致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2016年3月，这个年轻人的父亲来到打工博物馆，我们的镜头捕捉到十分苦涩的一幕：老人在一面展板前默默伫立，摩挲着上面儿子的遗照。

一号厅有一张很普通的工资条，显示月收入1600多元，可仔细一看，其中1000多元是该月加班131个小时的报酬；还有一张“夜间睡岗，当日无薪处理”的《过失通知单》，属于一位名叫钟晓燕的女工。两张单据虽为个人所有，揭示的却是打工者的普遍境遇。

跟富士康有关的展品来自两个人，田玉和许立志。2010年震惊中外的富士康连环十三跳事件中，只有两人生还，其一便是从富士康百合园宿舍楼跃下后半身瘫痪的女工田玉。

自杀未遂后她回到故乡，以编织拖鞋为业，最开始因为有社会关注及姚晨等名人的微博转发，销路还不错，俟新闻热度过去就一落千丈了。据尖椒部落报道，她目前在为一家零食企业做淘宝客服工作，平时喜欢画画，一直不曾泯灭重新站起的希望。

我们在二号展厅可以看到她回乡后亲笔所写的一封感谢信，还有她编织的两双拖鞋。

▲ 田玉一直不曾泯灭重新站起的希望。

许立志是富士康一名九零后流水线操作工，同时也是才情满腹的诗人，2014年9月30日跳楼身亡，留下两百来首艰难苦恨的诗作。博物馆收藏有许立志的一个笔记本、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部诗集，换言之，收藏了他的一颗诗心。

▲ 许立志诗集——《新的一天》。

田玉和许立志绝非“毫无特色与平淡乏味”，他们属于近代史大师霍布斯鲍姆所推崇的那种“非凡平常人”(Uncommon People)，其言行并非无足轻重，而是能够改变文化和历史的样貌。

三号厅是打工子弟的世界，跟别的儿童有种不公平的不同，他们通常被冠以“留守”或“流动”的修饰词，小小年纪就要思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种深奥的哲学命题——正如整座打工博物馆所追问的那样。这个展厅有一份题为《我是谁》的诗歌手稿，乃是2006年央视春晚打工子弟朗诵的那首《心里话》原稿。

上春晚时，导演加了句“别人跟我比父母，我跟别人比明天”，引起了广泛争议。原作者北京智泉学校校长秦继杰说：“孩子们都是很自尊的。他们不愿强调父母跟别人不同，不想因此自觉低下。但话说回来，让他们去跟城里的孩子比明天，怎么比呢？”

展品太多，恕不一一。虽然都是些寒碜的物件，却不容小觑。孙恒告诉我，它们曾远赴西班牙，参加马德里索菲亚国家艺术中心《波托西规律》主题展，二楼就是毕加索的原作，而它们受到了与之相同的礼遇。如同闯入名流宴会的草莽英雄，展览期间，它们居然成为最受欢迎的展品，不仅市民围观，媒体聚焦，还有好多外籍劳工组团参观。

对于这些作为“中国制造”日常消费者的西方人来说，终于有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触摸和聆听他们所使用的那些产品背后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角是全球化生产链最底端的劳动者，而主题是劳动的价值、血汗的秘密与奔波忙碌的生活。多少年了，这个故事从未像“中国制造”的产品那样渡海而来，进入他们的生活世界。

自2008年5月1日创办以来，至少有五万人走进了这个故事。这其中有学生，有白领，也有公务员，我猜想他们离去时会有所不同。时至今日，这座博物馆已然成为一座桥梁、一个象征。

▲ 崔永元主持的“打工春晚”。

而它远不止是一座博物馆，也是“劳本主义”美学与新工人文化的实践基地，为此博物馆附设有图书馆、工友影院、新工人剧场等设施。这里诞生了崔永元最爱主持的“打工春晚”；这里的“工人大学”培训实用技能，倡导团结经济；“工友法律小组”负责向工友们传授维权知识；而近期备受瞩目的范雨素，则是“工友文学小组”的一员。

一句话，这里是在大行其道的资本文化、时尚文化、消费文化之外，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文化空间，置身其中，你可以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何谓“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博物馆的创建者们深深懂得一个道理：

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

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

然而博物馆正面临严重的困境，有可能，这座展藏打工文化历史的机构也将成为历史；不过，博物馆正在积极寻找场地、经费支持者。这座承载过去的博物馆，也有可能拥有“未来”。

原标题《留住这唯一的打工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