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欧阳艳琴，曾是财新传媒的记者。3年前，张进老师把我领进财新的大门。可是，2015年，我放弃了热爱的新闻行业，去广东东莞，创办了专注于流动儿童科学、科技教育的社会企业——“科蚪”（kidolab）。

记得当时，我惴惴不安地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张进老师，征询意见。张进老师对我说：“做记者，还是做社会企业，都很好。但人的精力有限，很难同时做好两件事。你只能选其一，必须有取舍。”

最终，我选择割舍财新，创办了科蚪。

一年后，再见到张进老师，他对我说：“现在看来，你的选择是对的。好记者很多，少你一个关系不大；但做流动儿童的教育公益，真的需要有你。”

这是张进老师对我的鼓励。因为做流动儿童教育的人，也不缺我一个。不过，回过头看，这一年来，科蚪这一年来确实也为流动儿童教育公益的版图，增加了一点点元素。 

▲ 2016年夏，孩子们在科蝌空间利用万向轮制作拉物品的小货车。 ? kidolab

▌科蚪是什么

2015年6月，我写了有关创业的第一篇文章《我是欧阳艳琴，科蚪是什么》，告诉关心我的人：我将要告别五年的记者生涯，去广东东莞的工厂区，创办一个叫“科蚪”的机构。

我这样描述还没有诞生的“科蚪”：

“科蚪”将向低收入社区提供儿童造物车间。一个科蚪儿童造物车间将（只）覆盖1平方公里，向6-12岁的流动儿童，提供公共空间、工具、材料、协作和“造物包”。

如果要有一种对“科蚪”的想象，它是一个创客空间、一个木工房、一个Fab Lab(微观装备实验室)，或者一个美国家庭的车库。乔布斯在车库造出了苹果电脑，来“科蚪”的儿童未必会成为乔布斯——既不必定做Mac这样的产品，也不必定做Apple这样的商业公司——但是童年的他们，就像小精灵和小怪物，不知道会造出什么。

即便什么东西也造不出来，他/她依然可以在造物中度过自己的快乐时光，触摸各个维度的世界。

创客运动、STEM/STEAM教育、“做中学”、脑心手协调等等，为造物车间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科蚪”要做的，就是面向未来、面向世界，把好的东西放在儿童面前，结果由他们创造。

“科蚪”暂时不准备面向高端社区，而是定位低收入社区。“科蚪”会学习控制成本、提高效率，保证向低收入社区提供低消费的优质服务。

简单地说，我设想的科蚪，是一个好玩的教育机构，鼓励孩子动手做事；在做的过程中学会学习、学会探索，积蓄改变自己和世界的能力和欲望。

听完我的介绍，张进老师帮我把这个理念概括为四个字——行知，悦变。

我曾经和朋友开玩笑，做科蚪，可能是我小时候没玩够，是一种补偿心理。我在农村长大，从小父母就出门打工，留守的经历，我的童年，可以说压抑、孤独、无趣。上完大学并且独立以后，我总是寻求各种机会补偿自己、成全自己。

让孩子们快快乐乐地玩，并且给孩子动手做和玩的工具，是我所能想到的对流动儿童的最大支持。至于好的教育，我认为应该是水到渠成。所以，一开始，我甚至没有把“教育流动儿童”当作目的。

2015年4月，当脑海中第一次出现“科蚪”的构想时，我激动不已，夜里在小球场上跑来跑去。这是我创业的起点。

▲ 欧阳艳琴在2016年11月“创新促进公平”论坛上。 ? 渡过

▌科蚪在卡车上开放了

《我是欧阳艳琴，科蚪是什么》这篇文章，首先在同事中激起了关注。

看到这篇文章第二天，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约我见面。在确定我是真的要做这样一个机构后，她说：“我们给你点支持吧。给你点钱，保证你有工资。不然你回去，爸妈会担心，说好好的工作不干了，怎么办？”

2015年7月初，科蚪在东莞厚街正式开放。

我们选址在一个旧工厂宿舍改造的园区，旁边就是工厂、夜市、宿舍、出租屋。开放仪式选在晚上，舞台是一个老乡建议的大卡车，演员是前两天在夜市和广场地推临时招募的，也有东莞的漫画师、甜点师和媒体朋友们到场。

我的一些年轻朋友们，从北京等地赶来。他们是整个暑假活动的组织者，是我最早的创业伙伴。

第一年暑假，有40个孩子来到科蚪。

2016年，我们搬进新空间，分成了木工、手作、厨房、阅读、观影与休闲、电子等区域，主打木工、美食、科学和科技活动。

2016年暑假，我们提出“在环境中学习”，帮助孩子与环境建立友好关系，带领孩子们探索自然和社区。

2016年下半年，我们引进机器人课程。

截至2016年底，科蚪已经在东莞厚街陈屋工厂区服务了超过60名孩子，人数相当于1平方公里适龄流动儿童的三分之一，平均每个孩子在科蚪享受了24天服务。

24天相当于什么？相当于小学生一学期语文课的总时长。

我们坚持收费，一年多时间里，向每个孩子平均收取了475元的费用。虽然不足以平衡开支，但我们证明，对优质课程内容，家长是愿意付费的。

很多孩子被送来科蚪的时候，腼腆、内向、不爱说话，有的孩子甚至不会系鞋带，不会盛饭。但一年后，他们变得乐观，开朗，会做手工，当小厨师，愿意合作。

大连的一位同行说，科蚪是他见过的“最好的教育机构”，理由是：成人与孩子的关系是真正自然、平等的。

可以说，在创造一个快乐、轻松、自由、想做就做的环境方面，科蚪是成功的。

我也曾想放弃科蚪创业维艰，科蚪一年多，经历了许多坎坷和曲折。

最初，重新踏上东莞的土地，我是后悔的。

6月初的广东已经很湿热。我坐着火车，抵达广州东。

不记得这是我第多少次踏上广州东的站台。但这一次，和以往都不同。我刚刚放弃了财新的工作，就像火车偏离了原来的轨道。我突然感到很难过，甚至后悔。为失去的，也为未知未卜的。

十多年前，我还是一个初中生的时候，就来过东莞，这里有不少老乡、亲友，自认为是熟悉的。但这一次，竟然觉得有些陌生。因为我再也不是过客、旁观者，而要像一个农民，开掘脚下这片冻土。可是，从哪里开始？

以往干新闻，也经常要和陌生人打交道，但我从来没有问陌生人要过一分钱。而现在，我需要向别人收钱，还要别人把六七岁的孩子交给我。

第一个向我表达了信任的，是一位年轻的妈妈。因为我爸妈和她在同一条街上卖米粉。也许她想，“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万一有什么事，这些陌生的年轻人跑了，我爸妈不容易跑。

我原来希望半年或一年，科蚪运行顺利，我可以甩手离开，继续去做我的记者。但最开始的半年，我们的主旋律是试错与磨合。半年后，我面前又出现两个困难：唯一的同事离职；旧址网络没办法解决，寻找新址。

更大的麻烦是搬新址以后。

在新的空间，我计划做一个真正的社区空间，由社区共建、共同营造。远景是，家长和孩子们自主运营，由家长决定场址，参与装修。

但一次，家长带着孩子进去打扫，出了事故。孩子的眼睑缝了三针，往下就是无休无止的缠斗情节。

还是在那个暑假，财新前同事贺信和孔令钰来东莞看我。贺信问：“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吗？”我心里流过一千行泪，已经不记得当时说了些啥。

还出于一些很难描述、但并非不重要的原因，2016年10月，我考虑放弃科蚪，甚至已经准备好，把粤S的车从东莞开到北京；谈了新工作，买了机票，和科蚪悄悄告别，奔赴一座新城。

但是，又有一些因素，让我很难说出“放弃”这两个字，例如：

• 财新公益基金会给了我30万元的资助，舒立对科蚪也寄有期望；

• 从一开始，就有人给过科蚪大大小小的支持，从资金、物资到人力、智力；

• 有一群相处了一年多、我们相互喜欢的熊孩子。

总而言之，一句话：怎敢辜负？

最终，我退了机票，假装从来没有放弃过科蚪，宣布把它带去北京。

▲ 2017年“财新年会”上，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女士在“科蝌”的展位上。 ? kidolab

最终决定不放弃，原因大概也很简单，就是它触动了我的童年记忆。我猜想，可能在我心理发育高峰到来之时，成了留守儿童。在我情感和思维的发展过程中，都伴随着对“农民迁徙”、“进城打工”、“留守”、“流动”这些大背景与家庭个案的体会、思考。

我常常在这种大背景中观察、反思我的经历和情感。农民迁徙历史中的一个能动主体，可能是自我意识很基本的一个构成。

直白来说，对体制变革、经济转轨、法治维新，我不是没有渴望。但从深处剖析，我既缺少洞见，也缺少动力，甚至对个人财富，也缺乏想象。

但我愿意做“科蚪”，参与一场和我命运相似的人的教育革新。

▌流动or留守，一个硬币的两面

做“科蚪”以后，很多人问我：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谁更惨？

我回答：留守儿童更惨。

我弟弟出生在东莞，尽管住了好几年阁楼，依然不愿意回老家住二层新楼。

对方又会问：既然留守儿童比流动儿童更惨，为什么你不做留守儿童教育，而是做流动儿童教育？

我很难回答。就好像救助病患、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你也很难断然决定：是先救那些病情危重，无力回天的，还是救那些刚刚染病，但错失时机就会转危的。

这永远是人道主义难题。

就我来说，当然有很多做流动儿童教育的理由，但并不能说，就必须如此。尤其是，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一家人中，可能这个是留守儿童，那个是流动儿童；一个人，可能这段时间是留守儿童，那段时间是流动儿童。都是农民工子女，很难截然分开。

▲ 据往年人口普查数据，2000、2005、2010年，全国留守儿童数量分别为1981万人、5861万人、6972万人。另据《2015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15.1%的留守儿童和父母一年都没见面，69.2%的留守儿童不知道自己父母在外所从事的工作。图为2013年，在江西抚州农村的留守儿童。 ? 国韵

我的理由有三：我弟弟现在是流动儿童，我更愿意关注他的成长；流动儿童聚集城市，机构规模化的成本相对较低；过去和现在，呈现了一种趋势，流动儿童总数可能超过留守儿童。

尽管在目前的义务教育阶段，农村户籍的流动儿童(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是1367万，留守儿童是2019万，流动儿童少于留守儿童，但流动儿童在过去时间是翻倍增长。东北师范大学研究团队的研究报告甚至显示，15年内，农民工子女的随迁率将超过留守率。

为流动儿童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包括教育服务的机构，目前远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太少太少。公众层面，早就熟知了留守儿童，但并不知道流动儿童的境况，更不知道这一群体人数在迅速增加。

流动儿童总数的剧增，背后是农民迁徙与城市化的大趋势。尽管返乡的声音在公众舆论中很有力量，但农村空心化依旧，内地规划的新城、园区许多成为“鬼城”、“空城”。

在东莞，200万人在此生活超过10年，并且逐渐不再寄钱、带钱回老家，生活重心转移在这座打工的城市。

加拿大作家桑德斯说，现在，人类正在进行最后一次大迁徙。数以十亿计的农民，从农村迁到城市。我们如果观察过人类历史，就会知道，近现代大城市，大部分是移民城市。

某种意义上说，十年以后，我们社会如何发展，将由流动儿童今天所受的教育来决定。

不仅应该有科蚪，还应该有更多的机构，在城市里预备为日渐增加并且稳固的新移民服务。

▲ 2016年，老师向孩子们示范怎么煎香蕉鸡蛋饼，当饼翻过来的时候，孩子们发出了惊讶的声音。 ? kidolab

▌科蚪未来做什么？

2017年，科蚪转移到北京，依然关注孩子们的动手能力，更加聚焦教育内容服务，努力为6至12岁流动儿童提供优质、人人可享的科学科技课程。

科学是方法论，是观察事物和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如：观察、推理、预测、交流；测量、排序、比较、分类、调查；建立模型和得出结论、阅读和使用图片、写作、收集信息、使用工具……等等。

科蚪的科学教育关注的是，孩子将用何种方法(甚至态度)探索未知世界。

技术素养，是管理、评价和理解技术的能力。新技术不断被发明，不断改变人类生活。如何看待新技术，利用新技术，是孩子现在和未来要面对的问题，也是科蚪要与孩子共同探讨的问题。

孩子可能不会掌握太多科学技术知识。但是，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和科学、技术、世界，建立友好的关系，让他们保持好奇心和探索欲。

科蚪将暂时停止运营实体空间，改为“上门服务”，流动儿童和家长可以在科蚪微信服务号“科蚪空间”或有赞商城的“科蚪实验室”拼团，让科蚪的老师去自己方便的地方上课。

科蚪已经在北京昌平、海淀、大兴有了五个课程点，欢迎更多学校、幼儿园、社区空间合作。

这一切，都在试验和操作中。这一年多，其实我并没有离开财新，因为科蚪也是在财新的孵化下长到现在的。今天我略作总结，算是对张老师和财新诸多领导、同事的一个交代。

有人曾问我，科蚪会培养出科学家或工程师吗？说实话，我并不知道，也不以培养科学家或工程师为目标。但我知道，如果我当年没有接受较好的教育，走出山村，我可能就很难走出上几代人尤其是上几代女性的命运——被安排婚姻。

至少，我打破了自己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