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残障者伤害他人不犯法吗？

精神残障者伤害他人，“免责”是个误解。刑事方面的法律后果，民事方面的赔偿责任，同样都有。

2013年，新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精神残障者的“强制医疗”程序。触犯刑法，严重伤人杀人的，当事人同样需要接受严重的法律后果，假如鉴定意见认为行凶行为是精神病引起，凶手可以“免责”，但需要被关在精神病医院里，强制医疗，而不是“无罪释放”。

被关在精神病院里强制医疗，处境和待遇，比坐牢还糟糕。很可能无了期地被关在精神病院里，失去自由的时间，比刑期还长。

所以，很多人误以为“精神病人打人不犯法”，这绝对是一种误解。

▌精神残障者伤人不需要赔偿吗？

根据《侵权责任法》，假如侵权者有财产，无论是否是精神残障者，也无论“行为能力”、“责任能力”如何评定，也要从其财产中支付赔偿款。属于无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人的话，侵权者自己没足够的钱支付赔偿，不足部分，由监护人承担。

事实上，大多数刑事暴力案件中，受害者无法获得经济赔偿，是因为罪犯太穷了，而不是因为是不是精神残障者。

反而，侵权者假如是精神残障者的话，那么受害者还可以向监护人追讨赔偿。如果侵权者没有精神残障因素，受害人就无法向贫穷的侵权者家人索赔。

因此，民事侵权“免责”，同样，只是个纯粹的概念。

真实情况是：伤亡事件中，只要是穷人，就有可能赔不起。

▌精神残障者是否比一般人更暴力？

近年来，媒体连续报道多宗精神残障者杀人伤人事件，让人觉得精神残障暴力事件很多，很可怕，应该有措施制止。

避免暴力事件，当然是非常有价值的事情。但媒体报道带给我们的印象，以及带来对精神障碍者群体的恐慌，未必是恰当的情绪。现实生活中，凶杀案、对他人暴力殴打事件，以及交通事故造成的伤亡等，也经常发生在我们身边。诸如此类对公民生命财产伤害的事情，都值得预防，以此减少天灾人祸造成的伤害。

但在精神残障者群体中，个体差异很大，媒体报道中使用群体性称呼，就很容易产生对族群的集体歧视。大多数精神残障者者，没有暴力倾向。不能因为某个事件中的暴力使用者是精神残障者，就迁怒于上千万的精神残障群体。

事实上，精神障碍者的暴力行为发生率，并不比普通人高。瑞典在20世纪70年代的一项全国性调查，有暴力史的精神疾病患者仅占其总数的8%左右，而非精神残障者则有近20%曾使用过暴力。

滥用暴力伤害同类，这不是精神残障者才有的问题。把滥用暴力者关起来，这不需要医学判断。对待暴力，是否是精神残障，需同等看待，而不能把暴力与精神残障划上等号。

▌把精神残障者关起来，我们是否会更安全？

公众对精神残障群体的恐慌与敌意，会促成隔离政策的出台，但隔离政策并不会使自己更安全。

敌意隔离的政策，即是努力排查识别潜在的暴力使用者，把排查出来的人，关起来喂药，一辈子靠财政圈养。

这种歧视性制度，社会上的人都看得到，包括还没被排查出来的人。当精神障碍者群体感受到强烈的压迫和敌意时，他们就会去躲避这种敌意的制度。当中有问题需要帮助的人，不敢表达，不敢向人求助，问题反而被掩盖，这样，社会风险其实更高。

同时值得警惕的是，这种敌意的歧视制度，财政投入也是非常高昂的。双方会走入抓迷藏式的博弈局面。财政要投入多少资源，养着一群人一辈子，还要养一群从业者。这样无法实现安全目的的维稳机制，是个财政无底洞。

所以，事实是：敌意与歧视性的防范机制，实际上无法实现安全的目的，而且社会成本会越来越高。

支持这种思路的人，还需要考虑一下，你确信自己不会有朝一日被视为精神障碍者吗？不会被踢进敌对的那一边？

▌我们应该怎样对待精神残障者？

社会接纳与信任，以及善意多元的服务，才是解决之道。

精神医学的发展，是解决个人健康问题，医患关系的核心是信任；公共安全与暴力事件，应交给警察。

只有善意的服务，才让有需要的人主动求助。有效提升生活质素的多元服务，一定受欢迎。有需要的人，才会从躲避隐藏的状态中走出来，接受大家的帮助。问题获得解决，融入社会，精神障碍者还能成为服务社会的人，成为独立自主，承担责任的人，成为纳税人。

只有将敌意和歧视的态度，转变为善意的、关怀的服务，被隐藏的问题能获得解决，社会风险才会降低。歧视与敌意，才是暴力伤人的根源。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书记谢斌医生说过：“只有让恐惧社会的精神病人消除恐惧，回归社会，他们才不会让这个社会充满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