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儿童义务教育阶段财政供给、

学前教育品质、

进一步改革异地中高考制度等问题成聚焦点

2016年流动儿童蓝皮书指出，截至2015年10月1日，全国流动人口总量已达2.47亿，全国每6个人中就有1个处于“流动”之中，作为流动人口子女的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这两个群体总数约1亿人。

截止2014年底，城市义务教育阶段流动儿童在公办学校就读比例为79.5%，仍有超过200万的流动儿童未能进入城市公办学校，只能在民办学校或者条件简陋的打工子弟学校就读。

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5》，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吸纳跨省流动人口的数量、人口聚集态势进一步增加。流动人口的流动性减弱，常住化和家庭化趋势日益显着，正在成为流入地城市稳定的就业者和居住者。流动人口的居留稳定性增强，融入城市的愿望强烈。他们在现居住地平均居住时间达5年以上的占37%。值得一提的是，在现居住地出生的流动儿童比例不断上升，从2010年的35%上升到2013年的58%。他们虽然被称为“流动儿童”，却从未在老家生活过，生存状态与父辈完全不同。

从政策发展看，201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要求“将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各级政府教育发展规划和财政保障范畴，合理规划学校布局，科学核定教师编制，足额拨付教育经费，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以公办学校为主接受义务教育。”这显示国家提出了新的政策目标，解决流动儿童义务教育从“两为主”转向“两纳入”，既将常住人口纳入区域教育发展规划、将随迁子女教育纳入财政保障范围。

从地方实践来看，2008年之后，流动儿童义务教育出现整体改善和局部创新的局面，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多数省会城市流动人口以本省人口为主，解决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相对较容易，从发展简易学校，过渡到扩大公办学校能力、纳入政府管理和规划，政府提供资助，继而达到以公办学校为主；珠三角城市主要靠发展民办教育来解决流动儿童教育问题，随迁子女入学的政策主线是实行积分入学政策；上海自2013年起实行积分制入学、入户的政策，流动儿童的入学门槛大大提高；在北京，近年流动儿童就读公办学校的比例逐渐提高，打工子弟学校逐渐减少，但2014年后对外地户籍常住人口子女的入学政策骤然收紧，入学门槛也大幅提高。各地虽开始实行积分入学、积分入户的居住证制度，从实践情况看，现行积分制入学管理的可供学位数远远不能满足随迁子女的教育需求，主要面向的是高学历的优势人群，低学历、低收入的农民工阶层尚难以受惠。

流动儿童教育仍存在一些整体性和深层次的政策问题，亟待用改革性和创造性的思路加以解决。流动儿童蓝皮书建议：需要突破计划控制的思维定式，通过科学地预测人口，调整城市规划，增加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供给，顺应人口流动和快速城市化的大趋势；扩大城市教育公共服务的供给，简化和降低流动儿童进入公办学校的条件，，保障流动儿童的受教育权利；加大省级统筹，建立以流入地省级政府为主的义务教育财政供给体制；发展普惠性民办学校，改善和规范农民工子女学校；促进农民工随迁子女异地中考、高考；重视改善农民工子女的学前教育；完善积分入户制度，撤除将居住证与连续社保挂钩，实质性地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

（参见流动儿童蓝皮书《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16）》，P001~02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

2016年流动儿童蓝皮书指出，目前我国尚未制定全国统一的有关随迁子女学前教育的管理规范，也未将其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畴，使得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学前教育机会难以得到保障，学前教育品质难以得到有效提升。

据2015年在上海、广州及重庆三地展开的调查显示，学前教育低品质及家庭教育缺失是都市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前教育两大主要现状。子女入园难、入园贵是各都市外来务工人员反映其所在地区学前教育存在的最大问题。如广州市，64.38%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家长认为其所在地区公办幼儿园数量不足。在公办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只能由民办幼儿园承担，但因其以盈利为目的，往往通过各种形式收取费用，广州48.13%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家长表示民办幼儿园收费太高。

其次，从外部环境、园内活动场地，到卫生条件，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所在幼儿园条件差也是一大隐患，甚至不符合国家规定的办园条件。在幼儿园师资上，呈现“力量薄弱、流动性大”。调查显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所在幼儿园的教师学历以中、大专为主，且不少幼儿园存在教师包班制；在高强度工作量下，教师月工资整体不高。在此情况下，教师不仅对职业身份认同迷茫，也造成教师流动性高，以上海市为例，52.6%教师的教龄为1年以下，仅10.5%的教师工作时间超过3年。

在家庭教育上，调研组发现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家庭教育功能弱化对孩子的教育十分不利。一方面，家长对孩子期待很高，但因教育观念落后，再加上综合素质能力较低、低投入，无法提供有效的支持。另一方面，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家长教养方式单一，在意结果，不注重过程，孩子在学习方面出现问题时家长往往采用说教批评方式，甚至出现打孩子的现象；如重庆市59.3%的家长表示教育方式是说教批评方式。

流动儿童蓝皮书指出，就现实需求和目前困境而言，各级政府的管理效能和行政干预力度还远远跟不上发展的需要，所以亟须呼吁政府从“精英优配”向“弱势补偿”转变。建议未来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前教育建设的主要对策应集中在加强各级政府主导责任；理顺各级各类管理机制；提升园所内部管理水平；引导扶持，扩大普惠资源及多方协同，探索看护工作等五个方面。

（参见流动儿童蓝皮书《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16）》，P66~7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

2016年流动儿童蓝皮书指出，当前大部分城市的高中教育资源相对短缺，加上制度和现实环境的因素，农民工随迁子女难在流入地继续升学。截至2014年8月，有27个省份明确了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中考的政策。从各省市公布的异地中考政策方案来看，随迁子女参与升学考试的资格条件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

中国科学教育研究院教育发展与改革政策所课题组2013年至2015年的专项调研显示，选择接受更高阶段的教育是随迁子女的主要诉求。从初中随迁子女来看，58.2%的省内跨县流动学生、51.8%的跨省流动学生明确希望能接受义务教育后的教育，其中有40%以上的学生明确希望接受高等教育。然而，现实中这一群体继续接受教育的情况却不乐观。

流动儿童蓝皮书指出异地中考政策实施困难的原因与当前的教育资源配置体制、户籍制度、高考制度、教育评价体系等密切相关。流动儿童蓝皮书建议，改善和促进随迁子女异地中考，应加强教育需求情况调研，对农民工随迁子女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科学预测流入地接纳“容量”，进行前瞻性规划，系统评估异地中考利弊情况，不断改进高中阶段招生政策；创新高中阶段办学模式，建立、完善高中阶段教育成本分担机制与投入机制，等等。流动儿童蓝皮书认为，中等职业教育作为推进异地中考政策的突破口，既可以较好地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的继续升学和就业问题，也有利于城市职业教育的发展。鉴于随迁子女以省内流动为主，建议加快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开发城市职业教育资源；打通中职与本科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通道，在“中本贯通”的基础上，尝试应用型本科与专业硕士学位对接，增强职业教育对随迁子女家庭的吸引力，从而增加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后的选择机会。

（参见流动儿童蓝皮书《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16）》，P78~9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

我国于2013年开放异地高考，给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平等的高考升学机会。2016年流动儿童蓝皮书指出，分析全国各地的异地高考政策发现，鉴于各地的教育资源分布、人口流入情况、高考竞争程度不同，我国采取“因地制宜”的方式推进异地高考，导致存在开放门槛高低不齐的问题。

总体来看，我国实行的异地高考政策，可分为以下几类：只开放高职报考；异地高考与人才居住证、积分入户挂钩；父母居住证+合法稳定职业+合法稳定住所+社保+连续学籍；户籍+学籍；父母合法稳定职业+合法稳定住所+连续三年学籍；完整的高中学籍；一年高中学籍等七类。

据流动儿童蓝皮书，截止2012年底，我国有30个省份先后出台了异地高考方案或过渡方案，其中，有12个地区，包括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重庆、云南，从2013年起全面开放异地高考，当年，有4500名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获得在流入地参加高考、录取的机会；另外18个地区，则从2014年开始逐步解决异地高考问题，2014年，异地高考人数增加到5.6万人。2015年，全国异地高考人数达7万人；2016年，仅广东一省就有9500多名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获得在流入地参加高考的机会。

流动儿童蓝皮书指出，在现行高考录取制度下，我国开放异地高考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异地高考矛盾比较突出的地区却没有全面开放，或者开放门槛较高；人口流入较多的地方，开放异地高考的持续性存疑；西部省区面临打击高考移民的艰巨任务。

流动儿童蓝皮书提出，要根本解决异地高考问题，从长远来看，必须深化推进高考制度改革，即打破现有的分省按计划录取制度，实施基于全国统一测试的高校自主招生的新制度，高考从现在的计划高考变为自由高考，学生可自由选择报考学校，也就不存在异地高考问题。

（参见流动儿童蓝皮书《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16）》，P93~10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