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作为一家资助型基金会，北京黄河缘公益基金会以支持民间公益发展为使命。通过资助的“杠杆”，撬动民间公益机构发展与成长，同时改变了项目所作用的群体。

墙倒了。终于倒了。

       连在水泥杆上的钢丝网像竹子一样破开，又像多米诺骨牌一般倒向几百米远处。

遍布在洞庭湖区十数万平方米、动辄圈地数万亩的网围，在多方努力下，终于被拆除。这些网围如同贪婪的切割机，曾围住鱼虾，破坏生态。

▲ 南洞庭湖钢丝网围，近6米高，网孔极密。? 顾磊 

拆除网围的过程中，由民间环保组织成员组成的调查小组，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们中，很多都是地道的渔民，有着不同寻常的故事。

我曾经是一个渔霸 

 ▲ 何大明与队员。? 顾磊 

何大明在调查小组里，既是渔民，也有另外一个身份——岳阳市东洞庭生态保护协会(以下简称“东协”)会长。

9岁就开始捕鱼，祖孙三代都靠打鱼为生的何大明曾经是个渔霸，“说句实在话，那时候我在洞庭湖是非法大户。1995年，我家里都有十多万现金了。在洞庭湖的渔民里，我走在最前面，家庭经济状况可以排名前三。承包芦苇塘、承包湖、电打鱼……什么都搞，什么都比别人搞得好。”

渔霸觉醒了  

“觉醒”发生在2003年，何大明在承包的水域里拯救了一对江豚母子。江豚是哺乳动物，需要浮到水面用气孔和肺呼吸空气。当时小江豚被渔网缠住，可能是因为挣扎，没了力气，开始下沉。母江豚则在它身下用嘴死死地反复向上顶，好让它呼吸。何大明跳下水解开了渔网，“小江豚约有80公分长，身上被渔网勒出了几道血痕，命悬一线。大江豚身长约1.2米，嘴巴已经顶得发白，流出了血，看样子已经顶了一个晚上。”

被解救后，这对江豚母子竟然跟着何大明的渔船，和他一起“相处”了4个多月。

这事吸引不少媒体报道，也吸引来了中科院和关注环境的基金会。熟悉洞庭湖这片水域的何大明给他们做向导，慢慢地谈到了洞庭湖的生态变化。

“他们在讨论(环境)这样(恶化)下去江豚会不会灭绝？鱼类资源会不会干涸？说今后洞庭湖很有可能只存在四大家鱼了。我就问他们，‘四大家鱼是什么呀？’他们说就是鱼市里面常看到的那些，青鱼、草鱼等，其余的就没有了。我说那怎么办？我们渔民吃什么呢？”

▲ 跃出水面的江豚。 ? 洪武

何大明发现，江豚的未来就是渔民的未来，“如果江豚在洞庭湖都无法生存了，渔民也无法生存”。

 
     渔民的孩子吃不着野生鱼了

2006年的洞庭湖大旱。7月，高温导致湖水变质。一天，孩子放学想吃鱼，因为没捕到鱼，何大明去鱼市跑了3遍，没有看到一条野生鱼。“那时候内心真的很痛苦。不单单是我，很多渔民都在买鱼。我们渔民一直吃野生鱼，岸上的鱼有一种气味，吃不惯。”

渔民之间的生活，就像村里屋子挨着屋子，只是变成了船挨着船。有好吃的菜，几家都端一起，在一艘船上吃饭喝酒，自然聊起了打渔。

▲ 捕鱼迷魂阵。 ? 顾磊
 

大明说，干脆自己来保护

“我们心里都很伤心，靠捕鱼维生的渔民，现在自己都捕不到鱼了。我们的孩子都吃不到鱼了，证明我们的生活出现了问题，今后怎么办？我们的保障怎么办？如果洞庭湖以后真的不行了，就只能吃芦苇了。”

“我心里想，我们自己来保护吧！于是我说，我们都把渔民组织起来吧，从自己的亲戚做起，劝导他们不用电打鱼。我们自己做好之后，再去监督外地来的渔民，不让他们用电打鱼。”

 
      男子汉何大明流下了眼泪

何大明把自己的渔船改成了巡湖船，联络几个有着同样忧虑的渔民，开始在洞庭湖上巡护。一旦发现电打鱼、滚钩、网围、矮围等非法捕捞行为，就打电话给渔政部门。

2011年9月，何大明巡湖，同时看见二三十条电打鱼船在捕捞，“我是带着流泪的声音打电话给明星(新华社记者)的，我打电话给他说，你来救救洞庭湖，如果全国媒体不来关注洞庭湖的话，洞庭湖就没救了。”

记者让何大明先拍照保留证据，但何大明的手机是充话费送的，连照相功能都没有，无奈只能焦急等着。记者赶来后，走访洞庭湖畔，写了一篇名为“洞庭湖渔民含泪呼吁‘救救江豚’”的文章。

 
      他们签下了《守护江豚生死状》

“那篇报道出来之后，湖南日报岳阳记者站站长徐亚平就找我，说希望和我一起保护江豚，保护洞庭湖。”何大明自知仅靠渔民的力量太过渺小，保护洞庭湖也需要媒体的协助，最终12位渔民和新闻、教育、科学界等人士一起，组建了中国民间第一个江豚保护机构——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并于2012年年初签下了《守护江豚生死状》，上面写着“我志愿加入江豚志愿者行动，在行动中，听从指挥，团结一致，不违章，不喝酒，驾好船，穿好救生衣，确保人身安全。有难同当，生死与共。在巡湖过程中，若有人出现意外伤亡，所有人都应尽全力救助他并抚恤其家属、子女……”并按上了14个人的红手印。

后来，因为理念与关注的领域不同，其中几个主要发起人退出了江豚保护协会，又各自注册了机构，继续保护洞庭湖。

“其实渔民也恨我们。”何大明叹气，在所有人都竭泽而渔的环境下，想要让部分人首先改变想法，太难了。甚至面临威胁。

 
      何大明单刀赴会

民风彪悍的杨林寨在洞庭湖的上游水域，不时有团体取道入东洞庭湖，用电打鱼等方式捕鱼，7000伏的电流冲击湖水，连贝壳都能打死。

有非法捕捞的团伙约架，何大明只身赴会，到对方船上，他说：“你们这样不行，鱼全都给你们赶尽杀绝了，以后还怎么办？”几番言语后，何大明坚持不允，对方却服了，以米酒相待。

以江湖方式解决江湖问题，往往有奇效。

 
    “现在他们不再仇恨我们了”

外地渔民的流入，却印证了东洞庭湖水域的改善。现在依然在东洞庭湖上非法捕捞的，多数来自长沙、常德，甚至湖北、江西，因为当地渔业资源已经陷入危机，渔民不得不漂流到新的水域谋生。在东洞庭湖，现在已经基本看不到非法围堤了，当地渔民用传统的方式也能打到鱼。

▲ 流动保护站。 ? 顾磊

宽阔的湖面上，有一艘面积约150平方米的船，是 “东协”在今年9月新设的流动保护站。有时，何大明和队友开船回到站点，发现船舷上水仓内有新鲜的鱼，“那是渔民给我们送来的”。

渔民理解了何大明等人做的事情，有140多人加入了志愿者网络，队伍逐渐壮大。

 
   “这里有新插的滚钩”

陈汉波也是“东协”的一员。他驾着快艇，载何大明和绿色潇湘的成员一起巡湖。快艇在湖心的一处湖洲边停下来。沿着洲岸，是一串间隔排列的竹竿，连起来约有200米长，每一支竹杆上都绑着一只蓝色的塑料袋，和一盏红色的信号灯。

“是滚钩。”陈汉波慢慢把船靠近竹竿，“前几天有从长沙开船过来放滚钩的老嗲嗲(爷爷)，渔政把东西都销毁了。”

▲ 被打捞起来的滚钩。密集的鱼钩藏在水中，江豚吃鱼或者经过就可能被挂住，越挣扎被缠得越紧。江豚皮肤细嫩，就算剐蹭留下伤口，在水中也难以愈合。 ? 顾磊

何大明从座位上站起来，走上船头，放滚钩的人早已经离开了，或许到晚上才来收网。打完电话之后，不到10分钟，渔政船开过来。

几句寒暄，执法人员站在船头上开始打捞收缴滚钩。

“你帮我收咯，我的手指头上次都被勾穿了。”负责收缴的执法人员说。

一条鱼线上，间隔三四厘米就绑上一个鱼钩，连起来几百上千米，滚钩可以捕到几十斤重的鱼，不仅威胁鱼群，还足以杀伤江豚。

“我们没有执法权，只能举报，然后等渔政的人来(拆除)。”陈汉波说。“东协”知道边界是什么，打击非法捕捞的主力，依然还是当地的执法部门。他们用“柔性劝导”和“协助打击”的方法解决问题，已经和渔政达成了一定的默契，双方都有彼此成员的联系方式，有时候渔政遇到棘手的问题，也会请他们帮忙。

 
    渔民缓慢地发生变化

观光船里一阵惊呼，“看！那里有江豚！”

洞庭湖里，江豚处在食物链的上端，能让人类借以同理自身的遭遇。相比深处游弋的鱼，缓慢生长的植被，江豚出水似乎更能表现出守护的效果。

然而，电打鱼、滚钩、迷魂阵等非法捕捞方式依然存在，洞庭湖上采砂船轰鸣，湖水被搅浑，翻起又慢慢沉淀的泥沙盖住产卵期的鱼卵，水生生物繁衍的难度增大。湿地滩涂也难免被破坏。

渔民在陆续的政策变化中不断适应，失望、仇恨、阵痛、转变……

 
    他们都是河流守望者

▲ “东协”队员们。 ? 顾磊

何大明、洪武、夏懒、陈汉波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河流守望者。2014年，绿色潇湘在南都基金会的资助下，将原本的“湘江守望者行动网络”拓展到湘、资、沅、澧四水流域，采用“本地问题本地人解决”的策略，招募在地守望者。同时各地守望者可以联动起来，发挥出更大的能量。

“北京黄河缘公益基金会资助的钱，并不是用来给我们去做某个具体的项目，而是让我们去突破发展的瓶颈。”绿色潇湘副秘书长孙成说。为期3年的资助，可以让绿色潇湘在“河流守望者”这个事情上有更大胆的探索和更稳定的拓展。如今，已经有44个“东协”这样的团队，成员遍布湖南的62个区县。

到现在，洪武每月都有一两周的时间和“东协”日夜在一起，为他们提供协助支持。绿色潇湘也计划将南洞庭湖候鸟白鹤保护站的站长张建雄等人纳入“河流守望者”。

 
    南洞庭湖仍然告急

相比已有好转的东洞庭湖，南洞庭湖正处于关键节点，需要更多外部支持。绿色潇湘正在做的，是为河流守望者们提供知识和资源方面的支持，帮助这些绝对民间的机构对接基金会、资助企业，撰写项目书，完善组织框架，引入专业人才。

“我们希望有河流的地方就有守望者，有守望者的地方就有在地支持。”孙成说。明年，绿色潇湘计划将“河流守望者”单独注册，慢慢在全国形成守望者网络，保护各地水域。

洪武拍到过一张江豚跃出水面的照片，身姿优雅，灰色柔和的圆弧形，江豚标志性的笑脸向着水面，吻向汤汤湖水。

墙倒了。不知道江豚和渔民们什么时候再回到南洞庭湖。

转自公众号“南都观察”，文章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