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黄河缘公益基金会常务副秘书长 彭艳妮

《中国慈善家》：你曾经在英国文化协会（BC）工作，并主持设计和实施了“社会企业家技能”项目。最开始将社会企业的概念引入中国的契机是什么？

彭艳妮：我进入社会企业这个领域差不多十年了。十年前，不仅公众对社会企业这个概念觉得费解，搞研究的人也不太了解，全世界对“社会企业”没有一个标准的定义。

现在我们认可的也是一个比较宽容的定义，正因为包容性强，社会企业具有多样性，它让第二部门和第三部门在交界的地方越来越模糊，产生越来越多的创新。

2006年我还在BC工作，BC和中央编译局以及英国的合作伙伴杨氏基金会（Young Foundation）合作举办了一个专门讨论社会创新的国际论坛，国内外嘉宾各占一半。社会企业的概念在会议上一经提出，便引发热烈讨论，每个人都想发言，话筒都好像抢不过来似的。

那时国内的NGO 资金来源非常单一，很多都是靠境外的资金支持，当时没有政府采购，更没有什么网上捐款，所以大家特别希望能够自我造血，有一条道路来支撑自己持续发展。所以会议之后，我们就觉得或许可以做些什么。

2007年上半年，BC和中央编译局协商做了一期《比较》杂志的增刊，专门介绍社会企业，内容由我策划。在详细调研之后，发现英国的社会企业发展时间比较久，非常有经验，所以我们找到当时英国很知名的智库Demos，请他们写英国社会企业发展的情况、国家政策、挑战等，另外把政策框架也翻译过来。

国内方面，我们请中央编译局写了一篇文章，介绍国内的一些社会企业。当时没有用社会企业这个词，但列举了几个案例，比如农家女、扶贫学校等等。我们把这份增刊送给很多以后可能会合作的、希望去影响的人。这相当于国内第一个正式介绍社会企业的出版物，后来见到王振耀，他也说那本增刊是他了解社会企业的启蒙书。

《中国慈善家》：目前社会企业在中国的发展处于什么阶段？

彭艳妮：社会企业在中国现在进入了一个市场构建期。就是说，除了有越来越多的社会企业出现之外，市场的其他要素也都在发展，比如资本要素，出现了很多影响力投资或公益创投基金、商业的投资机构等，甚至一些投行也开始在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从技术支持的要素来说，有更多支持性的机构出现，提供咨询服务、法务、财会服务等等；还有人才要素，除了最初BC做的社会企业家培训之外，现在还有很多类似的培训，包括学历教育、大学里面社会企业相关的选修课等。

《中国慈善家》：今年BC的“社会企业家技能”项目正式结束，新成立的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联盟）会履行前者的功能吗？它将扮演怎样的角色？

彭艳妮：“社会企业家技能”项目达到了一个比较成功的目标—议题设置，即通过项目把社会企业这个词推广出去，让它成为一个被讨论的议题。“社会企业家技能”项目最开始的核心合作伙伴，比如南都（公益基金会）、增爱（公益基金会）、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等等，现在都成为推动社会企业发展的活跃力量。

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联盟）在2014年正式推出，刚好到了一个时机，可以把BC的东西都接过来。最重要的力量基本都在这个平台上，联盟可以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推动社会企业在中国的发展，并且真正把国内的力量都整合到一起来做这件事。

《中国慈善家》：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联盟）与“社会企业家技能”项目相比，有哪些优势？后者的哪些经验可以借鉴？

彭艳妮：当初的“社会企业家技能”项目在需求方面抓得比较好，并且顾及到了各个利益相关方的诉求，成功撬动了很多合作伙伴的资源。

2009年那会儿，基金会找到一个好的项目并不容易，所以“社会企业家技能”项目设计了一个奖励优秀商业计划书环节，由基金会为优秀的方案提供资助。这个环节就很好地顾及到了基金会的需求，为双方提供了一个互利的平台。

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联盟）的团队首先是非常专业的，大家都在社会企业相关领域工作了很多年。设计联盟的框架时，我也吸取了之前工作的经验，架构了五大块，包括每年的大型活动、人才培养、会员定制服务、研究和对接平台。

研究方面，希望不仅有来自学术单位的专家，也有实践层面的人能够参与进来，一起做一些重要的命题。比如说，做一个像全景扫描的东西，对国内社会企业的发展及中外相关社会企业的政策等等进行全方位展示。

平台则对接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人，我们现在有140多个会员，很多理事单位都是做社会企业投资的，我们想把这个平台做起来，做成一个既有国内多方联合，又有中外对接的平台。

《中国慈善家》：是什么力量让你十年来都致力于社会企业在国内的推广？在“社会企业家技能”项目还没结束时就离开BC的原因是什么？

彭艳妮：最开始在BC做“社会企业家技能”项目时，没有想到这个项目会发展到这么大的规模，刚开始我的工作只是从BC的角度来设计一个新的项目，将以前的一个个小项目转化成一个大项目。

在BC那个平台，可以接触到很多国外资源，但BC毕竟是一个英国机构，它总要问你，这个项目给英国带来什么好处？从BC出来后，我没有了这方面的束缚，也不会因为外国机构的身份，做事情总是隔一层。

当时“社会企业家技能”项目并没有局限在培训方面，还做了很多其他工作，帮助更多人接受这个理念，也间接为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联盟）的形成做了铺垫。

“社会企业家技能”项目相当于一颗种子，现在社会企业领域里很多推动行业发展的力量都来自那颗种子，挺让人意想不到的。

通过做这两个项目我认识了很多社会企业领域的人，大家都在想着怎么解决社会问题，他们的执着和牺牲个人利益的选择带给我很多触动。这个影响是方方面面的，也好像为我的人生打开了更大一扇门，当时就觉得自己可能做不到像他们一样在一线工作，但特别想去支持他们，所以就想做些让这些人收益的事儿，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努力。

以前做社会企业的人是比较孤独的，因为他做的事会得到很多误解，别人说你好像不是在做公益，你也不是公司，你到底是干嘛的。

但是通过这些活动，他们认识了很多“同道中人”，也得到了很多支持，这个变化的过程也让我特别感动，是我在社会企业领域坚持下去的一个力量来源。

《中国慈善家》：跟“社会企业家技能”项目实施阶段相比，以目前的视角来看，社会企业发展的阻碍是否有了变化？

彭艳妮：我现在做的工作更多是一个幕后的角色，在后面把整个架构搭建好，做好支持。

刚在国内推进社会企业的时候，无论是法律体系还是具体操作层面，都有跟英国不同的地方，但是社会创业家解决社会问题的热情，还有他们整合资源的能力，都是相通的，中外交流更多的是互相借鉴，而不是文化冲撞。

那时候工作中遇到的阻碍首先是要找到合作伙伴，一起推动社会企业的发展；随着对社会企业认知的增加，合作伙伴已经不难找到，现在更多的挑战在于怎么跨界，让社会企业更加主流化，而不仅仅是一个公益圈子热议的话题。

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联盟）是顺应趋势的产物，目前的阻碍也是做联盟难的地方，就是你要妥协，协调各方的利益。我想，一个人走也许走得很快，而几个人一起走，走得慢，却可以走得更远。

《中国慈善家》：越来越多的创业者愿意转向社会企业这个领域，对他们来说，在发展过程中是自我造血比较重要，还是坚定社会性目标比较重要？

彭艳妮：社会使命漂移就是我们说的难点，社会企业首先必须是一个企业，必须得能够造血、有营收，不然就没法做，可能就是一个非营利组织。所以对社会企业来说，挑战是很大的，要有双重底线或者三重底线，社会使命、经济效益，或者还有环境底线。我跟别人交谈的时候会说，真正的社会企业家，会在挣钱和解决社会问题中间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在关键决策上能够看出他的首要目标是什么，有时为了社会使命他们会舍弃挣更多的钱。

《中国慈善家》：和以前相比，现在社会企业更容易得到投资吗？

彭艳妮：以前社会企业的资金来源类似传统的NGO，找基金会要钱，或者找政府要钱，真正支持社会企业的基金会基本上没有。

但是现在就很不一样。比如BC从2013年之后，就把“社会企业家技能”项目奖励的环节变成了一个社会投资平台。

从那时起就出现了不同的投资形式：南都基金会尝试做了无息贷款，还有基金会选择了股权投资的形式……对社会企业来说，资金来源更加多元了。

很多商业的影响力基金，会偏向在社会企业相对成熟的阶段进行投资，投资之后，社会企业的规模能马上扩大，社会效益会倍增。而对那些处于初创期的社会企业，它们还在探索和验证商业模式，不会那么快产生一个正向的财务效应，对于这些社会企业，则需要一些天使投资人。我们发现，愿意投早期社会企业的一般都以基金会为主。

每一个投资主体的偏好不一样，但他们关注的基础的东西是一样的。首先你的社会使命是不是要解决一个社会问题；社会对你要解决的问题有多大需求，社会需求不大的话，企业是长不大的；再就是商业模式能不能够运转起来。

《中国慈善家》：社会企业家的年龄构成在十年间有怎样的变化？

彭艳妮：现在社会企业的创业者在慢慢年轻化，这些年轻人是劳动力市场一个非常大的变量，他们不受学科背景的限制，多是因为了解某个社会企业的案例或社会创业家的故事，产生了一些触动，进而研究、认可。

从我接触的人群来看，大学生就特别多，他们对社会企业特别感兴趣。这跟整个宏观环境有关系，千禧一代物质相对富足，信息交流更畅快，有更高的自我意识，很想解决社会问题，而不是说先去把钱挣了，再追求自我价值。所以如果理想和挣钱能够同时进行，他们会更倾向于在实践或创业时投向社会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