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截图。 

 “我害怕敲门，永远不知道门背后会发生什么。”李响（化名）对剥洋葱说，如果去敲一扇陌生的门，他可能会提前半小时到达，在门口进行反复练习。

李响今年30岁，身高一米七，面庞白净。在两个小时的交谈中，他一直保持微笑，很难看出他曾有一段不堪回首的过往。不过，到了陌生的环境，李响潜意识里的恐惧就会显现，他会不自觉地观察周围的事物，生怕有可怕的东西伤害他。

就像生活中对门的恐惧，李响的内心深处也有一扇难以跨越的门，门内隐藏着他长期遭受校园欺凌留下的阴影。多年来，他很少对人提起被欺凌的过往，连父母都没有告诉。近年来，校园欺凌事件频繁被曝光。发生地从大城市北京、上海，到欠发达的广西、云南，从东北到海南，遍布中国各地。

2015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针对10个省市的5864名中小学生调查显示，有32.5%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在校时会“偶尔被欺负”，另有6.1%的受访者表示，在校“经常被高年级同学欺负”。 

在处理校园欺凌事件时，家长、老师、学校、社会总是轻描淡写，没有试图了解欺凌者和被欺凌者的关系，以及欺凌行为背后的故事，更没有意识到被欺凌者受到的心灵伤害或将伴随他们一生。日前，国务院下发通知，要求各地中小学对学生之间造成伤害的校园欺凌进行专项治理，专项治理期间仍发生校园欺凌事件，造成恶劣影响的，将予以通报、追责问责并督促整改。 

在太原西山矿区长大的李响，从小就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他觉得自己和身边的男孩子太一样。 

矿区，漫天飞舞的煤灰给这一整片区域的人都染上了标志性的颜色。与身边那些“脏兮兮”的孩子不同，李响格外注重自己的外表，上小学时，每天出门前都会从里到外打扮一番。在一群“黑小子”中间，他显得有些“扎眼”。

电影《古惑仔》剧照

1990年代，《古惑仔》系列电影风行，电影中的帮会情节也让孩子们纷纷效仿，三五成群拉帮结伙，李响的同学也不例外。“我小时候性格比较闷，不愿意跟别人多说话，男孩子们在学校一起玩，我却更喜欢和女生待在一起。”李响说，男孩子们在院子里追逐打闹时，自己却会和几个女孩围在一起跳绳，或是跳皮筋。

不说话，爱干净，喜欢和女孩子玩，成了他遭受校园欺凌的全部理由。

北京女孩小梅（化名）如今是一名大学生，在小学初中时，她也长期遭受校园欺凌。她对剥洋葱回忆，她觉得那些年自己受欺负，有一部分原因是自身性格强势、孤僻。男生打她，她会很激烈地反抗，她越抵抗，男生就越来劲。与小梅的强烈反抗形成鲜明对比，李响却从不反抗。 

近一年来，部分校园欺凌事件。制图：实习生 宋佳

1995年9月1日，是李响5年级开学的日子，也成了他20多年来始终无法忘记的一天。 

早晨他把写好的假期作业装到新买的书包里，穿上格子衬衣，心花怒放地跑到学校迎接新学期。当他推开教室门的一刹那，一盆透心凉的水从天而降，他和落汤鸡一般站在原地，黑板上大大地写着：“李响是个娘娘腔。”李响隐约听到全班同学洪水般的嘲笑声向他袭来，脑袋嗡嗡地响，他哭着跑到学校操场，耳朵里还回响着刺耳的笑声，打开已经湿透的书包，里面的作业已经被水粘在了一起。

从那开始，欺凌者变本加厉，要李响帮忙写作业，买早餐，给李响起了“娘娘腔”这个外号，代替他的名字。在小学的最后两年，李响对剥洋葱说，那时每天走到教室门口，他内心就充满恐惧，甚至不敢开门，生怕门后面有什么东西等着他。

被教室门后的一桶水淋湿后，李响告诉了老师，然而老师并没有给带头同学相应的惩罚，更多责备他弄湿了作业以及不团结同学。从此，他失去了对老师的信任。小梅也曾多次向老师求助。

有一次放学，她发现自己的自行车被拆了，“车座、车把、轮子，全卸下来了，辐条给踩了，整个就是一堆肢解之后的零件。”小梅对剥洋葱说，她告诉老师，老师便去班上质问一下，“谁干的？”没人承认，事情就过去了。还有一次，她被男同学打了。她告诉了父亲。晚上，父亲找到了小梅班主任的家里。班主任一边吃饭一边说：“打架不怨一个人。” 

校园欺凌事件。资料图

李响和小梅老师对校园欺凌事件的不重视，助长了欺凌者的气焰。“校园欺凌因为当事人年龄过小，欺凌行为并未造成严重伤害，所以通常并没有引起关注。老师、家长只看到同学们的不友好，根本看不到不友好的背后是因为某个无理的缘由引发的集体性的攻击与伤害。”

一位曾饱受同学欺凌的知乎网友，在“应该如何看待校园欺凌事件”这个问题下面如是回答：小学时，她成绩优秀跳级，结果被原来班同学说成“叛徒”，她甚至被拖到原来班级门口被逼下跪道歉。 

她说：“有时候，校园比社会更残酷，因为那是一群有破坏力却无容忍度的少年。”面对被纵容的欺凌，李响采取的应对措施就是“自我隔离”。“我会让自己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他们对我不做太过分的事我就忍着，而我平时也不会和他们去说一句话。” 

每一次同学让他帮忙写作业或是买早餐，李响都会默默去做不发一言，甚至初一下学期，男生们让他穿上女生的裙子和高跟鞋，他也会照办。由于是矿区孩子，从小学到初中，李响的同学没什么变化。

初二下学期的一个中午，几个同学把李响按住，扒了他的裤子。紧接着，几人中传来惊呼：“啊，那是什么，他长毛了！”这几个人随后的要求是，李响必须把这些毛拔掉。距离上课时间越来越近，越来越多的同学已经回到了教室里，他们开始围观着这一“闹剧”。

胁迫之下，李响伸手拔了几根，环视四周一双双盯着他的眼睛，李响挣脱开两个男生的手，穿上裤子离开了学校。当晚，逃课半天的李响被父亲打了，父亲手中的皮带“啪啪”作响。不过李响咬牙只重复着一个请求：转学！父亲最终同意，第二天来到学校，给李响办了转学手续。

不过从那以后，李响对剥洋葱说，他有了心理阴影，那就是再也不敢上学校的卫生间。离开这所中学后，李响和所有初中同学都断了联系。

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

在知乎那个问题下面，很多人讲述了自己遭遇校园欺凌的感受。他们中，有的多次尝试自杀以求解脱，“身上的刀疤上百道”；有的带了菜刀，“放在课桌最深处”无数次想象砍死欺凌者；还有人抑郁成疾，远赴海外。

就在五月初，教育公益组织北京歌路营联合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等机构发布了《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发展报告》，这份覆盖1.7万多名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的调查报告显示：31.7%的被调查学生表示被“一般欺负”（每月至少被欺负2~3次），而16.5%的学生甚至表示自己被“严重欺负”（每周至少被欺负一次）。此外，高达48.2%的被调查学生表示看到过同学被别人“一般欺负”，看到同学被“严重欺负”的则有27.5%。

李响和小梅算是相对“幸运”的。他们都进入了大学。不过，他们很长一段时间处于封闭状态，不与人交往，每当想起欺凌者们那恶毒的眼神依然很难受。他们对于如何和朋友相处十分无措，对他人的言行变得格外敏感，害怕自己再次被厌恶，重回当年的境地。李响的改变来自一次被学长强行拉到话剧社去顶班的演出。

李响对剥洋葱说：“当大幕拉开，聚光灯打在我的脸上，台下一片漆黑，我小心翼翼地说出了第一个包袱，掌声雷动，我感觉我失去多年的自信一下子回来了，从此我开始尝试着改变，逐渐找回那个一直躲藏着的真实的自己。” 

小梅说，直到大学她才算有了人生第一个闺蜜。她很害怕失去，甚至会很害怕一个朋友去加另一个朋友的微信。“我害怕这两个人一旦相识了，那他们会不会不理我了，我特别怕这个，真的。”性格强势被打都不会掉眼泪的小梅，提及自己珍视的朋友会禁不住落泪。 

·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转载时有些许补充调整。

· 作者 刘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