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汶川地震8周年纪念日。

8年间，中国民间救灾力量成长迅速，在雅安、玉树、鲁甸地震等重大灾害救援中发挥重要作用，还走出国门，支援尼泊尔、厄瓜多尔地震等灾难救援。

这一历程的重要见证者北京黄河缘公益基金会（简称“南都”）很少在救灾新闻中出现———资助型基金会并不直接参与救援行动，却发挥重要作用。

如何通过提供资金、能力甚至机制方面的支持，推动民间救灾迅速成长？南都走了一条不寻常的路。

最早支持行政与人力成本

2008年5月13日，汶川地震震后第二天，南都发出中国民间组织抗震救灾行动联合声明，并得到168家民间组织的响应。

两天后，南都的理事会决定拿出1000万元资金，支持民间组织开展灾害救援与灾后重建。

这笔资金很大一部分用在了接受资助的社会组织的人力和行政成本上，而彼时不少基金会还在忙着组织队伍往灾区送米送水，为灾区修桥修路。

南都通过调查发现，社会组织开展救援、重建等行动会产生人力和行政成本，有的项目的成本甚至很高。为此，南都调整资助方向，成为最早提供此类资助的基金会之一。同时，该基金会明确表示，不限制受资助项目行政成本的百分比例。

从这场地震开始，南都在历次重大救灾活动中，通过支持社会组织的人力和行政成本，助其开展业务，成为惯常做法。

2012年，民间组织发起的彝良救灾联合行动得到南都的资助；2013年，成都的公益组织启动雅安地震420联合救援行动，同样获得这家基金会的资金支持。2014年，鲁甸地震发生后，南都同样支持了民间组织救灾大本营的运转。

“吃饭的经费、对普通志愿者开展专业培训的成本、志愿者的津贴等从何而来？我们尝试解决这些问题。”南都救灾项目官员冯元说。

支援在地社会组织建设

3年间，四川雅安本土的社会组织多了四五十家，大部分由地震催生出来。

如果观察成都的社会组织，其中大部分也都是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诞生的，云南鲁甸亦然。

这恰到好处地映射了南都的“正面灾害观”——灾害会触发形成一定数量的自救与互助性组织，并与外来社会组织成为了政府主导救灾的有效补充。

南都非常重视对在地机构的支持。在鲁甸，该基金会与中国扶贫基金会、香港乐施会联合资助当地社会组织。

2015年底，雅安市群团组织社会服务中心拿出500万元用于招标，鼓励雅安本土社会组织开展社区服务项目。政府购买服务本是好事，却面临难题———本地社会组织能力相对较弱，难以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为此，南都联合壹基金，匹配部分资金，用于提升这些组织的能力。成都“爱有戏”获得了南都的资金支持，这家组织至今共为雅安在地社会组织提供了4期能力培训。

“支持在地社会组织发展，尤其是通过联合资助的方式进行支持，是南都探索社会组织参与灾后重建的重要方式，也是发挥资金‘杠杆效应’的尝试。”冯元说。

政社合作迈出重要一步

几乎在每次地震灾害救援中，民间救援队伍所依赖的救援信息都是混乱无序的，由此导致的重复救助、救灾盲点现象并不少见。

目前较为准确的卓明灾害简报在近年来历次灾难救援中起到重要作用，但其信息仍存在“点有余面不足”、滞后的缺陷。

最准确和及时的信息在政府手中，政社合作成为必然。2013年，雅安地震救援中，南都、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爱德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等联合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在雅安一家简陋的招待所内成立了基金会救灾协调会。

在救灾一线的基金会从此有了一个救灾协调的机制，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基金会之间的项目“撞车”，也使得与政府之间的对话协商更加高效。

基金会救灾协调会由此固定下来，至今已举行多次联席会议。2015年9月，南都资助该协调会成员的救灾项目官员赴美考察，回国后开展分享活动。民政部相关部门官员在听了分享后拍板说，要和该协调会尝试合作，尤其在信息共享及应急联动层面。

这一决定变为现实。今年5月5日，首次社会力量参与救灾桌面演练在京举行，南都等多家基金会参与演练，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通过信息平台支持引导有关社会力量发挥专业特长和优势，有序参与灾情收集和快速评估、应急响应、过渡安置、恢复重建等工作，协同开展救灾行动。”同时，民政部表示，将设立社会力量参与救灾协调服务中心。

南都高级项目总监宋波有点激动地表示，从民政部救灾司的层面，已经认识到“政社之间有了合作的可能性，我们跨出了重要的一步”。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张强如此点评：“由此开启的政社合作、社社合作以及未来的社企合作都将是中国社会治理创新历史上的重要节点。”

助推形成民间救灾国内标准

2015年3月，基金会救灾协调会成员们参加在日本召开的第三届世界减灾大会，大家都有点“傻眼”———大部分国内基金会跟国际救灾机构对不上话。

“跟国际水平差距有点大。”冯元说。

“以救灾中的食物供应为例，按照联合国人道救援标准，应按照每人每天2100大卡热量的标准配置食物，饮用水也有很高的要求。相比而言，国内救灾比较粗放，先发点米面再说。”宋波补充。

鲁甸地震救灾时，社会组织之间闹起了矛盾。原因在于大部分机构没有受过系统的训练，走的是“野路子”，而有的机构是按照国际标准来的。相互之间对不上话，没有共同的标准和话语体系。

鉴于此，南都联合多家基金会推行国际标准在国内的普及，通过开展《环球计划———人道主义宪章与人道救援响应最低标准》培训的形式，帮助救灾机构提升能力和意识。

“完全照搬国际标准不现实。我们依据实际情况，希望国内逐渐形成自有的民间救灾标准。”冯元说。

为了做好这件事，南都联合壹基金、国际美慈组织、成都授渔公益发展中心等成立了一个虚拟的人道主义救援标准推广委员会，大家分工明确，比如南都提供资助，成都授渔公益发展中心负责组织具体的培训。

“目前已经培训了一两百人，他们都是参与救灾或救灾组织的骨干。”冯元说，“我们希望推动民间救灾有序、有效，这是所有行动的逻辑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