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上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概念一经推出，新加坡学者郑永年即认为：“在中国，几乎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在中国的环境中，供给侧改革到底是什么”。事实上，在社会组织部门，对于供给侧改革，也鲜有人知晓。那么，这一改革与社会组织的发展有怎样的关联？将对其产生怎样的影响？对此，《中国慈善家》杂志采访了北京黄河缘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

徐永光拿出2014年6月他发表于本刊的《公益市场有效供给18招》一文称，其实早在2013年，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会议上已经提出，要建立“惠而不费”的公共服务发展新机制。“克强总理讲，政府办事不建机构，不养人，要扩大购买服务，让社会来做。”

徐永光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北京黄河缘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2014年4月1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形成 “着力增加有效供给，不断满足新增需求” 的共识。徐永光说，是时他了解到国内刚兴起的“新供给经济学”理论提出的“制度的改革和优化，能使总供给能力大幅度提升”观点，判断中央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改革的思路与“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相吻合，于是经过思考研究，写成《公益市场有效供给18招》。

在文章中，徐永光细细列出“增加中国公益市场有效供给的十八般招数”，包括直接登记、税收开闸、民非破局、社会企业、公益信托、公募改革、私募转型和慈善立法等等。附：徐永光文章中提到的十八招罗列如下：

《公益市场有效供给18招》

直接登记，突破瓶颈；税收开闸，财源滚滚；

政府采购，惠而不费；彩票公益，用之于民；

民非破局，吸万亿金；事业改革，民间新军；

社会企业，大有可为；公益信托，厚积善银；

公募改革，合作共赢；私募转型，力拨千斤；

社区富矿，正待挖掘；微善互联，无网不胜；

市场细分，提升效能；行业自律，门庭自清；

人力投资，一本万利；管好善财，止损为盈； 

慈善立法，公私分野；文化重建，大道无形。

时隔一年半，徐永光再次指出，公益市场的有效供给完全符合中央提出的供给侧改革的思想，通过供给侧改革扩大公共服务供给，社会组织大有可为。

在采访中，他还就社会组织的向下、落地发展；政社合作的重要利好机会；公益部门与 GDP创造等话题作了详细阐释。

以下为采访实录：

《中国慈善家》：政社合作推动社会组织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但这条路具体怎么走，很多人并不清楚。你有怎样的建议？
  徐永光：民间公益慈善、社会组织发展应该往下走。现在很多资源在东部地区，在大城市，但是在二、三线城市，社会组织发展还非常弱。

先讲一个故事。去年年初我收到中国农业大学发展学院院长李小云的信，他当时辞掉了学校里的一切职务，只保留教授一个身份，到云南勐腊县做了一个多月的调查。他认为，目前公益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在一些贫困县几乎没有真正的社会组织，所以他希望到勐腊那样一个地方去登记一个机构-----“小云助贫中心”，从小的项目做起，直接瞄准贫困人群，插入政府和市场的空隙，在基层倡导公益价值，促进国家和社会的良性互动。

最开始，李小云希望凭自己个人的力量，在县里扎下根。结果他发现，当地各方面领导都用怀疑的眼光看他，说他是骗子，认为一个农业大学的教授不可能到小地方来做不可思议的事情。尽管最后他的身份得到确认，但是他们还是不相信他，根本就不理他。

尽管用尽各种办法 ，“小云助贫中心”花三个月时间也没有登记下来，最终李晓云只好通过在民政部工作的一个学生，事情才办成。现在，他在那里做得很好，有很多志愿者加入进来，他觉得那个地方还可以有更多活力被激发出来。
这件事给我一个启发，在县一级，在一个贫困、落后的地方，一个空降部队要落地做社会组织，成本太高。

还有一个事例让我受到启发，就是雅安地震发生后，政府群团在党政机关的支持下建立了一个群团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地震时期这个服务中心在协调民间和政府的合作方面，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南都基金会后来一直和他们有合作。

我想，如果这种模式不断往下移，不光在省一级，到市一级，县一级，从上往下来，政府系统和民间的力量、基金会和其他NGO合作，就有一个信任背书，落地成本可以节省90%，而且符合各方面的利益。这可能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选择。

《中国慈善家》：在你看来，政社合作能够带来怎样的利好？

徐永光：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对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分别提出了具体要求，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群团组织开展活动要以群众为中心，让群众当主角，不能让群众当配角和观众”。这句话既指出了方向，也提出了方法。

另外，习总书记提出，要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这是一个宏大的目标。最近又出来一个热词叫“供给侧改革”。这是习总书记去年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上提出来的，他指出，要在适度扩大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周后，也就是11月17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时也强调，要在供给端和需求端两侧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

在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方面，政府和民间组织大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只是，两者角色不一样，一些具体诉求有差异，行为模式也不一样。但是，恰恰是这种方向的一致和角色的差异性，给双方的合作提供了可能性，双方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扬长避短。

《中国慈善家》：怎么理解“供给侧改革”这个概念？

徐永光：国内有一个“新供给经济学派”，代表人物是财政部研究所前所长贾康。他认为供给侧改革和凯恩斯主义短期需求刺激的模式是相对立的。

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时采取凯恩斯主义经济模式，2008年金融海啸后各国加大需求投入，走的也是凯恩斯主义道路。而供给侧模式来自里根经济学，也就是要扩大供给。

供给侧改革要做什么？贾康提出，要构建一个制度环境，用高效的制度供给和开放的市场空间来激发微观主体的创新、创业、创造潜能，构建和塑造强化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动力。

《中国慈善家》：去年，李克强总理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断给中小企业松绑；中央关于“经济新常态”的思路，就是要调结构、稳增长，用创新驱动经济发展。这是实现“供给侧改革”的具体路径吗？

徐永光：就供给侧改革，《经济日报》有一篇评论说得很清楚，它指出，“政府把该管的事情管好，不该管的事情放权给市场和社会，要通过为市场为社会主体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和提供更好的服务，利用市场和社会机制完善资源配制，形成政府购买市场和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机制，构建多元化、社会化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

事实上，中央在提出供给侧改革之前，就有了经济新常态的部署，出台了大量政策来激活中小企业，支持社会投资，推动和支持教育、医疗、养老这些领域的发展。

早在2013年，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会议上已经提出，要建立“惠而不费”公共发展新机制。克强总理讲，政府办事不建机构，不养人，要扩大购买服务，让社会来做，做到“惠而不费”。后来一查，这话是孔子讲的，《论语》里面有这么一句，“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就是说借人民能够得利的事情而使他们能够获利，这不就是给人以恩惠自己却不需什么耗费吗?

2014年4月1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形成 “着力增加有效供给，不断满足新增需求” 的共识，指出要通过制度的改革和优化，使总供给能力大幅度提升。

《中国慈善家》：供给侧改革提出的具体背景是什么？

徐永光：政府面临两个压力：一是在公共服务领域存在供给严重不足，不能满足社会需求的问题。教育、医疗、养老领域最突出。以养老为例，据老龄委的研究报告，中国的养老产业需求是100，市场供给只有10。中国养老专业护理员的市场需求是1000万人，而现在合格的只有30万。

养老市场搞成这样，政府负有直接责任。公立养老院在搞乱养老产业市场。国家自己办养老院是可以的，它应该做养老的托底服务，为弱势群体买单，但是现在政府养老机构完全错位了，没有权没有钱的进不来。这种错位还包括进行不公平的市场竞争，搞得许多民办、民非养老机构难以为继。

还有一个压力就是经济下行。现在，一边经济下行，一边还得关闭制造雾霾的工厂。这是非常矛盾的。怎么办？要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服务业，满足社会需求，增加绿色GDP，扩大就业。   

《中国慈善家》：2014年以来政策制度层面的变化非常大，仅就开放养老市场、吸引投资，中央十部委就联合下发了十多个文件。就你的观察，关于养老投资开放到什么程度？

徐永光：中央已经了解到发展民办养老需要有民非的方式，但民非资产要“充公”，吸引不了投资。对民非制度，我一直讲“五不”：投资人无任何财产权，不能分红，不能向银行贷款，不能办分支机构，也不免税。 “五不”政策导致了四宗罪：第一是关门打狗，投资来了以后充公；第二是逼良为娼，私人投资都在做假帐，实际个个赚钱；第三个是遏制投资；第四是寻租天堂。

这四宗罪我批了好几年，现在这个困境终于打开了。民非办养老机构现在可以怎么办呢？你用私人投资来做养老机构，可以一个人注册两个机构——一个民非，一个企业。民非可以是轻资产，几万块钱，最多三十万块钱就可以注册下来。企业重资产，买地、盖楼、用人可以由企业来；然后两个法人机构进行关联交易，以市场的公允价格，向民非租赁和借贷。民非向你交租赁费，借贷按照银行三倍以内的利息都是可以的。

这是政府文件规定的，你可以一手托两家，搞关联交易。“关联交易”是文件里写的，但是你要接受监督。政府知道企业办养老给太多的优惠政策不方便，民非资产归公也做不大，那你就一手托两家，双轮驱动，既可以得到政府扶持，又能吸引社会投资，这样就能把养老发展起来。

中国政府非常务实，也很创新，这两方面都比我们非营利部门强。非营利公益部门总是受到社会的道德绑架，自己也以为占据了道德制高点——我是做好事，用道德自慰原谅自己的低效率。这几个“道德大棒”对这个行业的发展非常不利。

《中国慈善家》：我们关注到，你一直在强调公益部门的经济贡献，强调公益市场要提供有效供给，这样的观点来源于什么？

徐永光：前年我和“新供给经济学派”的一些学者有过一些交流，很受启发，写了一篇《公益市场有效供给十八招》。公益市场的有效供给完全符合中央提出的供给侧改革的思想，通过供给侧改革扩大公共服务供给，社会组织大有可为。

实际上在很多国家，非营利部门、公益慈善部门都被看成是一个经济部门，在经济结构中属于服务业，份额很重。美国非营利部门的经济份额在GDP中占10%以上(还不包括30万家教会在内)，同时也几乎提供了10%的就业岗位。

香港更厉害，因为香港90%的中小学是社团办学，公立学校只占4%。香港社会部门创造的GDP，讲一个例子大家就知道了。香港赛马会是慈善机构，全称为“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一年的收入大约是1500亿左右，其中82%用于返奖，14%交税。前年，马会给香港政府交了200亿的税，占香港总税收的9%，还捐了32亿给慈善机构，管理费大概在2%-3%。

我打算写一篇《香港马会好榜样》的文章。中国有两亿彩民，主要是农民工，每年投入3000多亿，35%提取为彩票公益金，每年贡献彩票公益金1000多亿（超过了全国捐款总额）。最近对彩票公益使用的审计报告说，其中25%使用有问题，不知道花哪里去了。彩票公益金本来是要用于支持公益的，最后主要是政府拿去花了，还有那么多违规，所以要向香港马会学习。

《中国慈善家》：中国非营利部门能够创造多少经济份额？民政部的统计公报认为非营利部门没产生多少GDP，历年来的统计是千分之一，而且在服务业中的比重逐年缩水，2014年比2007年还要低将近四分之一。你怎么看？

徐永光：对这个数据，我质疑了好几年。前年，我干脆自己计算，算出来占GDP的比重最少是千分之七。去年，民政部公布的统计结果还是千分之一，没办法，南都基金会请上海交大作了一个研究，出来的数据也是千分之七。所以我们就开了一个研讨会，请《财新》记者正式和民政部对话。

根据民政部统计，2013年有600多万社会组织从业人员，但是整个社会组织创造的GDP才500多亿，人均8000多点 。整个服务业人均创造的增加值是8万，怎么到社会组织，才是服务行业的十分之一？我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平均工资标准，算出来光这一项就达到3000亿。

在对话中，记者问民政部官员，官员的回答是，社会组织600多万就业人员中大部分是不拿工资的，所以没有产生GDP。还有，民政部出版的年鉴统计称，前年216家中央级基金会支出130多亿元，创造的增加值才2万元。可见这个统计有大问题。
中国迄今没有建立属于非营利部门的经济统计体系，社会组织的经济贡献份额被严重低估，希望引起关注，做一些深入的研讨。　 

《中国慈善家》：在政社合作中，要推动社会组织发展，你认为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徐永光：需要清楚了解几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精神；关于群团组织要以群众为中心开展工作；关于五年内要基本消除贫困；还有关于要扩大供给侧改革，通过扩大公共服务领域的供给来满足民生需求，同时提升我们的经济增长。

落实中央提出的这些目标，需要政府部门、支持性平台和社会组织进行很好的合作。

《中国慈善家》：具体说来，应该怎么做？

徐永光：首先，非常重要的一点，一定要善于发现那些原生态的、有根基的、有生命力的社会自组织的力量，加以培育。政府资源多，容易搞大跃进；一些大的基金会、有钱的基金会有时也会搞这个东西，想包打天下，实际上经常做一些劳而无功的事情。

在社会组织不发达的二三线城市，在县一级，你可能找不到社会组织，但是你能找到志愿者，能找到在社区、在农村已经或正在发生的一些慈善模式、社会互助的模式。要发现这些东西，激发它的活力，让它长大。

今天，很多社会自治管理的东西被我们搞得消失了。汶川地震一周年，我去了四川的一个村子。当地政府为重建投入很大，也来了很多NGO的人，包括国际志愿者。我去的那天，下着大雨，村子里都是泥水，住在小山坡上的村民家门口没有路。当时政府已经把路修到了村口，我就问村民，为何不弄点碎砖头，把家门口的路填一填。村民回答说”等政府”，还有的说等NGO、等志愿者来。

我很痛心，人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其次，要避免为追求政绩大干快上，造成资源错配和浪费。

再有，需要注意过渡呵护。在浙江，许多社会组织的发展比较符合原生态、有根基、有生命力的原则。一位NGO负责人说：各地社会组织的规模比我们的大，房子也好，政府给的资源也多，但是总觉得一直是政府在那里浇水、施肥，而浙江不是这样，是自己生长，像野花一样，政府只要给空间，我们就能生长。这是真正的原生态民间公益，我们在政社合作当中要发现和支持这些东西。

还有，培育二三线城市的组织，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培育本土人才，创造一个人才回流机制。绿色江河杨欣在三江源做垃圾回收站，他就是去发现当地的藏民，培养本土人才来做事，现在政府打算投入，将复制8个回收站。还有一点就是建立人才回流、回乡机制。现在许多基金会、NGO支持推动的返乡创客是一个非常好的回流机制，大批知识青年回乡创业，带去的不光是绿色食品、电商，还有先进文化、理念，包括合作社、社会企业的管理模式。这是遏制农村凋敝、再造乡村的重要力量。

最后，发展社会组织，需要政府与社会组织建立合作平台，实现优势互补，取长补短。

（来源：《中国慈善家》记者整理_安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