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摘录如下：

2005年，我曾经画过一张现代慈善的结构图，这个结构图由几个部分组成：中间竖的部分是政府、慈善组织、大众传播；左边是公众、企业，即为慈善资源的提供方，右边则是受益方和服务对象。传统慈善可以没有中间这三块，仅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助，是施者和受者的关系。现代慈善则有政府管理和法律法规，也有慈善组织作为专业的中介，使慈善变得更加专业和有效率，还有一块是大众传播。

在现代慈善或者说民间公益结构中，大众慈善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主要职能是：传播公益文化、倡导志愿精神、反映社会需求、推介公益项目、动员公众参与、进行舆论监督。大众传播打破了公益慈善利益相关方的时空阻隔，使得一个个好的慈善项目能够动员全社会参与，在媒体的助力下，一些创新方法和模式的影响力扩大，成为宣导社会，影响政府决策的先导。

大众传播还是一个传统媒体时代的名词，此中，媒体掌握很强的话语特权，信息传递带有单向广播的特性，把握得好，具有上述正面影响和价值，把握若出现偏差，可能会误导群众，误伤忠良，乃至让公益创新探索夭折于萌芽状态。

互联网的兴起，特别是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后，公益传播有了全新的形态、功能和价值。我在16年前写的《欢呼互联网，迎接新生活》文章中，曾预言互联网公益的“选择性、便捷性和透明性”将对公众参与公益和公益组织的良性竞争带来重要影响。事实上，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公益传播，它的创新潜力和对于公益慈善发展模式的颠覆，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与大众传播不同，网络传播有平面化、去中心化、民主化、互动性和共享性这几个特点。在慈善法讨论了10年还没有落地时，它已经悄悄地给中国慈善生态带来了不可逆转的影响：

首先是公众参与慈善自主权的回归。过去公众缺乏参与公益的自主权与选择权，一是捐款被权力“导流”给有公募权的官办慈善机构；二是除了这些机构，他们也无从找到其他机构去捐款。如果问一个人知道哪些公益项目和机构，能说出5个以上的，几乎就是专业人士了。现在，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的公益项目不计其数。比如，腾讯99公益日时，参与募捐的项目有2000多个。无需刻意“导流”，公众完全有条件、有能力选择自己喜欢的项目来捐款。

同步发生的改变是，草根NGO无需政府批准授权，借助互联网实现了募捐权利的公平再分配；官办慈善垄断公募权的局面开始冰释。他们不仅不再具备垄断公募权的优势，相反，只有与优秀的草根NGO共享公募权，才有可能实现优势互补，共赢发展。在腾讯99公益日中，中华儿慈会、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和中国扶贫基金会等机构筹款额达数千万以上，就是与草根NGO共享公募权的结果，扶贫基金会几乎没有拿本会的项目参与募捐。

这说明，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草根NGO鲜活的公益项目，对公众有更大的吸引力，已经开始主导民间公益的方向。随着草根公益影响力的提升，他们在今天赢得公众的支持，未来，也将赢得企业的青睐。当年，可口可乐董事长到青基会来给希望工程捐款。我问他，为什么来这边？他的回答是：大家都支持希望工程，我们企业不支持行吗？所以说，公众支持度越高，企业的支持度也会跟着往上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