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NGO招聘 ?作者：刘晓雪

刘晓雪，南都基金会项目副总监

童年

我生长在东北广袤的黑土地上，1954年，毛泽东和斯大林“中苏共建友谊农场”的一纸电文将我的爷爷和姥爷送到了那片满是森林和草甸的地方，在上面开荒垦地建设起全国最大的现代化、机械化农场——友谊农场。我姥爷是转业官兵，曾参加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一辈子血气方刚、公正廉洁，从未借职务之便为家人子女谋任何私益。爷爷是技术青年下乡，一辈子勤勉专研、刚正不阿，曾因仗义直言被打成坏分子，遭受很多迫害。也许与成长环境有关，我从小对公平、公正就有强烈的追求。记得小时候一放寒暑假，我就轮流去姥姥、奶奶家住，每家住一天，不偏不倚，雷打不动。学校里如果有打架的，也能看到我前去拉架的身影。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全国性的人口流动和打工潮开始，那时国营农场的生计日渐衰落，我的爸爸在我小学六年级时开始外出务工，先后去过利比亚、老挝、山东、云南等地。大我十岁的两位表姐也开始到北京打工。我成为现在所谓的留守儿童，但那时并没太多意识，反而觉得去远方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非常羡慕。表姐外出后很少回家，也很少写信，记得当时我和大我2岁的表哥还写信指责她们。现在想想，我们并不了解她们那时的生活，也许那时她们既没精力也没心情。

我的大学

儿童青少年时期就这么懵懂的走过，它以高考的胜利告终。我考上了位于北京的中国地质大学，就读当时热门的电子信息工程专业。虽然报考时，我的语文老师极力建议我报考师范大学的中文系，说特别适合我，但我那时并不想和老师有什么瓜葛，未从，只是没有想到若干年后我还是重又自主选择了教育，也许这就是命中注定吧。

大学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大一那年，我在院系担任团总支部书记，全情投入开展很多学生活动；大二那年，学生活动对我而言已了然无趣，便做起各种社会兼职，校园代理、赛事组织、兼职撰稿人等等，唯独没做过家教；大三那年，对社会兼职也淡了，想让自己清静清静，却偶然参加了校园辩论赛，在那邂逅了爱情，并且修成正果。大四那年，准备考研，最终选择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作为目标。

大学之于我的关键词就是“尝试”，尝试各种有趣的事物，有些试过不喜欢就放下了，有些还不错就再继续试试，在不停的尝试中发现自己、找到自己。我想这就是大学之于中国青年的意义，可以有这样奢侈的时间和自由去探索和发现那12年应试教育下可能被磨灭的自我。我相信这不是浪费时间，人的成长不是线性、功利式的发展。而且我的经历告诉我，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不管你曾经做过什么，即便它和你将要做的事情看起来没关系，只要你当时是用心的、投入的，它都会成为你的一部分，成就未来的你。

在我上大学的同时，我的兄弟姐妹们也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探寻（两个表姐、一个表哥、一个表弟、一个堂弟），虽然我们六人的人生道路完全不同，但都在各自的路线上各得其所。这种发展当然受益于整个社会蓬勃发展的大环境，但同时，我觉得我们家族骨子里有一种乐观的精神和向上的力量。不管在什么境遇下都会努力冲破限制，向上生长。也因此，我特别信仰个人奋斗，觉得一切都要仰赖自己的努力，无需怨天尤人，唯有自强自立。

与公益结缘

这是我的早年经历，你看出来了，这都跟公益没什么关系。是的，我和公益的缘分姗姗来迟于行将毕业的大四。那一天，辅导员说系里有个公益标兵的名额打算给我。当时我挺疑惑，心想：“工艺标兵”为什么给我呢？难道我金工实习时那把锤子做的好吗？结果证书上面写的是“公益”而非“工艺”。可见，当时公益之于我是多么陌生。但不知是不是“拿人手短”，从此以后我就开始和公益处处结缘了！

先是2005年暑假，因为已经考上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这个暑假很轻松，便在网上找些可做的事情，当时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成立了一个叫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同盟（CFCSR）的组织，正在招志愿者，我便应征加入。同盟的会员是一些知名企业，比如：招商银行、思科、万科等，每家企业每年缴纳一定会费，刚成立的同盟则需要开展一些项目。最初启动的是两个教育项目，助教扶贫（招募大学毕业生赴贵州支教一年）以及西部教师培训（上百名甘肃教师入京培训）。我先是志愿者后来成为兼职，负责第二批志愿者的招募、派遣，以及西部教师培训的安排。这次公益初体验让我认识到一个公益项目的推出是受到很多因素影响的，在资源和时间都有所限制的情况下，服务对象的需求往往最容易被忽视。

之后我便开始了在北师大的求学生涯，并机缘巧合地加入了“农民之子——中国农村发展促进会”这一学生社团。社团有着浓厚的民主辩论之风，每周一次的例会总是吵翻天，各种观点横飞，但谁也说服不了谁，然后继续如故。这种议而不决的风气对我这种目标导向、强调效果和效率的人来说，先是新鲜，随后就变得难以忍受。曾多次想要逃离，但还是坚持下来，而若干年后，我发现我的很多价值观就是那个时候被重塑的。印象最深的是一次湖南调研回来，某师兄愤然评论当地一女性因超生被强制引产的事件。我当时按捺不住反驳了他几句，大概是说：“计划生育是国策，控制人口是国家发展必须，是她先违反政策，我不能明白师兄的愤慨。”那位师兄把我劈了一顿，记忆最深的几句话是：“政策可以漠视人的基本权利吗？你有亲眼看到那人的状况吗？如果那人是你的亲属姐妹你还会这样吗？”这次讨论不知为什么深深震撼了我，它让我认识到，当你与遥远的苦难相隔，让每个活生生的苦难成为数字、案例时就很容易丧失同理心。同时也认识到人是社会结构中的人，个人奋斗是必须的，但只着眼于个体努力是不够的，还要有公正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规则。

在农民之子的影响下，我对现实社会的不公越来越关注，毕业论文也选择了《流动儿童与本地儿童融合状况的研究》，当时还挺用心，设计了测量量表并用“社会提名法”来看中学生建立朋友关系是否因户籍和出生地不同而有区隔。结果发现：基本没有。一次我在公交车上看着论文草稿，被坐在旁边的一位大姐注意到了。我告诉她后，她特兴奋地对我说她在教委工作，这个问题真该好好研究研究。当时我心中滑过一股暖流，刚要和她再说，只见她眉毛立起，嗓门高八度地说：“就这些流动人口挤占北京资源，就该把他们都撵回去。”我惊愕的没等缓过神她就下车了。当时心中真是无尽的悲凉，这可是做教育的人啊，教委的工作人员竟然是这样的觉悟，而且前一分钟和颜悦色，后一分钟面目狰狞。社会的歧视和不公深入到如此程度真是让我纠心。中学生的无差别对待和“有文化”教育工作者的深深歧视也更让我觉得教育和社会氛围是多么重要，她在默默地影响着下一代的价值观。

在人间

转眼研究生毕业，我在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谋得一职，做民意调查和社会研究，这是我喜欢的研究——有公共性、社会性又有民间独立性。但又一次机缘巧合，零点申请了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大学生公益创业项目（即“黑苹果青年”前身），我担任项目经理。其主要目的是推动大学生在大学期间就搭建团队，设计并实施公益项目，为大学生提供成长机会，也为公益培养后备人才。这不同于零点惯常的研究项目，没有太多经验可循，我便一边请教公益界人士，一边摸索着做了起来。当时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去大学做宣讲、筛选公益创业计划书、组织评审、设计和安排培训、指导公益创业团队的实施。运气还不错，项目做了不久就有了一些名气，老板袁岳开始接到很多采访和活动邀请。但到了第二阶段，我和袁岳的理念开始出现分歧，袁岳认为要迅速地做大规模，覆盖尽可能多的高校，搅动更多学生报名、参与，把影响力快速提高几个档次。而我认为应该稳扎稳打，把如何支持大学生团队探索得更完善再去扩大，我担心过早的规模化会影响质量，而且资源也不足以支撑。但袁岳的逻辑是没有规模就没有影响也就更不能吸引资源投入，在“规模-影响-资源”这个循环圈中不能等着资源到了再做大，而要先去做。现在我能够理解袁岳逻辑的合理性，但当时很难说服自己，最终选择了离开。很多事情都是这样，需要跳出去后才能有更多领悟，不过即便再重新选择一次，我应该也还是当时的那个选择。

离开零点就来到了北京黄河缘公益基金会，我开始成为全职公益人。因为还没有结束这段旅程，还不能客观的去评论这段经历。只是之前在公益圈边缘做事时，我对公益人是无尽的敬仰，膜拜他们崇高的道德境界和奉献精神，不能接受对公益人的任何微词。真正深入到公益圈后，发现这里也是鱼龙混杂、参差不齐，我开始意识到不应因你属于某个行业而获得特别的毁誉，而要看从业者实际的敬业精神以及创造的价值。而且公益纵然使命崇高、理想远大，但从现在的发展阶段上看，还真的特别需要形成核心竞争力、需要对社会问题有专业干预的能力、需要高效的营销把影响力扩散出去，也需要智慧的运营使机构能持续运转。这是个有如《绿野仙踪》故事一般的行业——认为被夺去了头脑的稻草人、被夺去了心脏的铁皮人、被夺去了胆量的狮子需要和女巫抗衡，找回或加强原本属于他们的智慧、爱心和勇气，将本来就深藏在自己身体中的潜能充分唤醒、激发出来，并且齐心协力，帮助自己，帮助他人。公益正走在这样的道路上，有的已经战胜了女巫，有的正在努力拼搏，有的刚刚起步……

有朋友曾问我是否后悔过某些选择？我想我这辈子最不会后悔的就是这两个决定：一是学了教育，二是做了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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