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光：南都基金会理事长、“希望工程”创始人

NGO转型做社会企业，成功率低

《中国慈善家》：2014年11月，你率社会投资之旅访英；早在2010年，你也曾前往英国考察社会企业，这两次有哪些不同？分别有哪些收获？

徐永光：上一次是社会企业“探秘”之旅，带着很多问题前去，例如希望搞清楚社会企业的概念。尽管当时英国的社会企业偏于社区利益公司，倾向于不分配利润模式，但参访后我们的结论是，不要问社会企业是什么。就是不必纠缠于它的运行模式、投资、分配结构。只要是本着解决社会问题的目的，按企业化运作的机构，就是社会企业。

这次去英国考察，主要是考察社会投资，发现英国的社会投资越来越发达，有各种各样的投资工具、模式，有资助类的，有股权投资类的，有债权类的，还有天使投资加孵化的。政府推动与企业、NGO合作的社会影响力债券、大社会资本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中国慈善家》：每次海外参访，你总会带回来一些重大的创新项目，例如2009年率非公募基金会团参访美国后发起成立基金会中心网，上次参访英国后你一直致力于推动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在中国的发展，去年倡议发起中国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联盟。这一次，有哪些可以引进来的新模式？

徐永光：基金会中心网发起设立，我几乎是直接操盘，全力以赴去做的。现在当然还会努力推动一些创新模式的落地，虽然不会直接操盘，但必须实实在在做一些事。

这几年英国的社会投资得到了政府的强力推动。英国首相卡梅伦亲自出面支持创办了“大社会资本”，协调银行把15年以上没有动过的账户款项，用于社会投资，总共多达4亿英镑。卡梅伦说，就像伦敦金融城向企业提供资金一样，大社会资本重点就是为帮助社会扩展提供资金，将有助于解决英国的社会问题。“大社会资本”由独立的董事会管理，与来自社会的资本一起进行配比投资，以其强大的杠杆作用，撬动更大的社会投资，目前运作良好。这是一个由政府、商业银行和社会共同实现的重大社会创新。其实，中国的商业银行也有大量类似的呆滞存款，假如也采取政府、银行与社会组织合作的模式，可以做出大文章来。

在英国期间，我们参加了亚洲与英国社会企业论坛、英国社会投资年度大会和中英社会企业界合作论坛。英国同行对于中国社会企业领域的发展非常关注，期待与我们进行多方面的合作。

英国社会企业孵化器做得很好。由政府和基金会投资，由一批有经验的投资家操盘。孵化器在全欧洲征集社会企业项目，在征集到的100个项目中，最终选定10个，每个给予15000英镑投资，占其6%的股权，并对其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密集辅导。这个项目目前投入资金仅为几十万英镑，项目首轮融资则已经超过1000万英镑，说明比较成功。访问团希望借力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创建中国的“社企硅谷”孵化园。社会企业的培育需要这么一个阶段，就是发现好的社会企业的创意，有专业的社会投资家进行投资，并同时提供技术、管理的辅导，最后让他们走向独立发展。

《中国慈善家》：你多年来一直在呼吁并推动国内社会企业的发展。你认为这个领域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徐永光：最近五、六年来社会企业在中国热度提升，得益于英国大使馆文化处与国内多家机构开展的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但中国社会企业发展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社会企业热基本上热在NGO圈，不少NGO学员经过培训后转型做社会企业，成功率很低，主要是从NGO到企业，“频道”转化难。第二个问题，实操层热，投资层冷。没有投资界关注，中国社会企业不可能发展。后来在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基础上建立了投资平台，但规模还很小。今年将要召开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形成公益界投资界跨界联盟，目标就是全面构建社会企业与投资市场。

教育、养老、医疗领域的民非有转型社会企业的机会

《中国慈善家》：接下来有做起来的空间吗？

徐永光：社会企业是为解决社会问题而生的，中国社会问题很多，需要用社会创新的办法特别是通过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的力量来解决。去年，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会议上提出要搞公益创投、公益信托和用金融手段发展慈善事业。这是政府支持社会投资的重要信号。

实际上，中国已经有许多私人投资于教育、医疗、养老、残疾人、儿童、环境保护、有机农业以及扶贫小额贷款的营利或非营利组织，数量在20万家以上。但他们还处于缺乏制度保障的潜在社会企业阶段。我在英国下议院“英国-亚洲社会投资政策对话”上说，“相信经过未来5年的制度建设和推动，中国有望成为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第一大国”。

《中国慈善家》：“未来5年中国有望成为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第一大国”，这是一个大胆的预测，有哪些支撑的条件？

徐永光：预测的背景是民非制度破局、社会投资开闸。自去年以来，中央相继出台系列配套政策，鼓励对教育、养老、医疗领域的社会投资，这将激励优秀的民办养老机构、民办医院和教育类社会企业的大发展。社会投资的进入，也改变了上述领域原来以公益性、非营利性惨淡经营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生存状态，使之走出困境，获取全新的发展空间。

制度破局的关键点是社会投资法人财产权得到保护。过去两、三年，我对民非制度“假私济公、遏制投资”有很多批评，乃至使用了“民非制度四宗罪”的激烈言辞，因为这个制度在养老、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固守早已不存在的非营利“贞操”，慕虚名而处实祸，遏制了数万亿社会投资进入上述领域。因为私人投资民非无投资人财产权、不得分红，机构无法人财产权、无融资权，这对社会投资关闭了大门。去年以来，中央关于鼓励教育、养老和医疗社会投资的新政接连出台，民非制度困局基本得到了化解。

《中国慈善家》：国务院关于养老、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的文件似乎没有直接针对民非制度的改革，你是如何得出“民非制度困局基本得到了化解”的结论的？

徐永光：今年1月7日，国务院通过对《教育法》等法律进行一揽子修改的修正案草案，草案明确对民办学校实行分类管理，允许兴办营利性民办学校。过去民间办教育，不仅是大中小学，甚至办任何培训学校、培训班，都需要教育部门批准后，到民政部门进行民非注册。这些机构表面上是非营利的，实际都在赚钱。民办教育的新政放开了非营利的捆绑，任何民办学校都可以自己选择非营利还是营利。民办养老院、医院也是如此，根据新政，你可以自愿选择民非登记或企业登记。选择营利的，就进行企业登记，无需假私济公；选择非营利的，就要确保公益性，不得假公济私。新政的精髓就是鼓励社会投资，保护私人财产权。过去一些领域不允许私人投资、一些领域歧视私人投资，现在从禁止到鼓励，从歧视到优惠。包括土地供应的优惠，税费的减免，用电用水按照公共事业的价格等等。

比较有意思的是，对于养老和健康产业的民办机构，政府还很微妙地给出了投资人一手托两家的设计，你可以同时办民非和企业，民非轻资产，企业重资产（购地建房），双方可以产生租赁、购买服务等关联交易，但需要进行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

上述三个领域，现在有20多万家民非，在中央政府的市场化新政推动下，必将刺激数万亿社会投资、带动数十万家社会企业的发展。英国是全世界社会企业最多的，也就7万多家，中国5年内超过英国是毫无悬念的。

《中国慈善家》：在这几个领域，有没有比较好的案例证明民非改制后的巨大成长空间？

徐永光：据权威部门研究称，养老服务的市场供给只能满足市场需求的10%，这与养老类民非难以吸引社会投资有直接关系。浙江绿康老年康复医院的案例，可以窥见社会投资对于养老产业发展的重要价值。

绿康医院由来自浙江玉环海岛的临床医生卓永岳创办于2006年，医院定位于失能失智老人的医养护理。经过8年努力，绿康成为国内老年医养院中的佼佼者，服务供不应求。但囿于民非体制，要想扩大规模存在难以逾越的障碍。首要的问题是谁来做有去无回的投资？一位投资界的朋友考察了国内30多家养老机构，发现绿康医院模式的市场需求与发展优势，决定用社会投资复制绿康模式，入股浙江绿康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风险投资进入一年多来，绿康新开张4家医院，并且实现了服务质量与经济效益的同步提升。绿康医院的发展规划是，到2016年在浙江省建成25家，未来可望上市。

年前我陪同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的朋友去嘉兴、杭州参访绿康医院。医院1300多个床位，入院老人全部为失能、矢智、残疾和精神病患者，平均年龄83岁。绿康的服务理念、服务水平、管理制度、资源整合能力及其社会评价，令人叹为观止。

《中国慈善家》：养老医院，政府、NGO和市场都有在做，为什么一直难有起色？绿康有什么窍门？

徐永光：绿康医院拿到了国家医保、养老、残疾人福利补贴及各项政策的扶持，地方政府排着队请他们去，免费或以象征性成本提供场所，还有老年公寓开发商免费提供一座楼，只求挂上绿康医院牌子。入院老人个人承担费用每月只需3000至5000元(包括伙食、护理、康复和医保个人负担部分)，属于中等偏下水平；而绿康医生护士和护工的薪酬待遇则居同行业中上水平—员工素质与服务质量是成正比的。

绿康是一家真正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企业（尽管他们自己并不以此自诩）。看了绿康，我写下了几句总结语：绿康模式针对“医院往外推、家庭难照料、社会有刚需、国家应担责”的老年特殊群体的服务难题；也基于发展老龄服务事业“政府有分工、部门各管账、九龙难治水、自己干不好”的政府公共服务管理困境；根据李克强总理提出的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建立惠而不费公共服务发展新机制的目标，赶上了政府“办事不操盘、财政重指引、服务社会化、惠民不费银”的改革好时机；走出一条国家政策指引和财政支持，专业机构运作，社会投资推动的“投资闸门开、民办公助兴、力排百姓忧、亦解政府难”的社会福利发展创新模式。

从绿康模式可以看到，中国有诸多社会问题、社会服务需要解决和供给，面对一些社会难题，政府有钱、有权、有责任，想做做不好；NGO无钱、无权、缺能力，想做做不了；企业出于逐利动机，不想做，抑或滥做。唯有把解决社会问题作为自己的使命、能有效运用商业化手段、保持可持续市场的社会企业才能担此重任。这种商业模式在整合社会资源、提高资源效率和追求服务质量上的能力是NGO望尘莫及的。

非营利部门失灵，需要社会企业

《中国慈善家》：之前你曾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似乎并未受到关注，就是非营利部门的失灵。政府失灵、市场失灵，我们耳熟能详。但是非营利部门也会失灵，实为新鲜的思想。你上面的分析，很清晰地看到了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非营利部门失灵。

徐永光：对，非营利部门也会失灵。非营利部门不缺理念、爱心，但是缺少的是能力和市场化的观念。所以他们经常用道德优越感，来原谅自己的低效率，这在中国还是很明显。

除了养老，在很多社会问题的解决上，政府、市场和非营利部门都不灵。所以要有社会企业来解决。

现在有一个天大的市场，就是家政服务市场，需求在3000万人，加上养老护理市场，总需求在5000万人以上。而这个市场的供给几乎是垃圾市场的水平，一个退休部长找不到合适的保姆，就足以说明问题。十多年以前，我就开始关注和研究家政服务市场，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写过关于发展家政服务业的提案。

《中国慈善家》：在家政市场，社会企业应该如何做？

徐永光：我的政协提案主要讲家政服务市场的发展，政府不能缺位；家政服务人员的培训，应该由政府买单。现在，开家政服务公司，几乎没有门槛，一个农村文盲老太太在城里租个门脸，就可以给我们派家政服务员。就算正规的家政服务公司，也是不愿意提供人员培训的，因为培训完了以后，可能就离开了，为别的公司做嫁衣裳。把中国的家政服务业做好，除了需要公共政策的支持，还需要企业家有理想、有理念、有投资实力、有长远规划、有精到的内部管理和员工发展规划，从招聘员工开始，就决定你是否能够成功。做好这个市场就是解决社会问题，提供社会刚性需求；一般企业做不好，NGO模式，或NGO思维的家政服务机构则做不大,只有社会企业才能做好、做大这个市场。

《中国慈善家》：你对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的界定，非常前沿，时有不同的声音，你会怎么回应？

徐永光：社会企业在中国，不要以投资者是否分配利润作为标准，而是看其是否以成功的商业模式有效解决了社会问题来评判。并且我坚信，只有引进了私人投资并且分配利润的社会企业，才适合在中国的发展。

社会企业的鼻祖尤努斯先生主张社会企业不能分红。去年尤努斯先生来中国，我很礼貌地与他探讨这件事，我说：“尤努斯先生你是神，我们是人。在中国，投资社会企业如果不能分配利润，只能靠捐款来办，不会有社会投资。”当然对于这个问题，也没有必要反复去争论。社会企业在中国，首先是要做起来，空谈误事。

《中国慈善家》：社会企业之于公益事业发展的价值在哪里？

徐永光：简而言之，社会企业就是用商业化手段做公益，它不仅不消耗资源，还在解决社会问题、环境问题和提供民生需求的同时创造财富。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新常态的关键词是调结构，稳增长。发展社会企业，激发社会投资，就是为调结构和稳增长做贡献。因此可以说，社会企业是公益进入主流、通向新常态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