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动态-何伟:关于南都基金会的三个故事-北京黄河缘公益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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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伟:关于南都基金会的三个故事
2015-04-21
  今天给大家编发的是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2015)杭州主题论坛上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北京黄河缘公益基金会理事、南都集团董事何伟先生的演讲。
  在演讲中,何伟先生为大家介绍了北京黄河缘公益基金会的三个计划:新公民计划、银杏计划和景行计划。并阐述了北京黄河缘公益基金会的愿景:在社会组织、NGO、民间公益组织这些腿刚刚开始成长的今天,北京黄河缘公益基金会希望这三个部分在将来能够构建一个三足鼎立、和谐的社会。“这个目标什么时候能实现?不知道,也许需要经过一代两代人的努力,也许我们的公益基金会消失了,它还没到来。但是我们感觉有一个目标比没目标要好,所以拿‘人人怀有希望’做我们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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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伟:各位来宾,下午好,感谢论坛组织者,感谢主持人的邀请。借这个机会分享一下北京黄河缘公益基金会八年来走的路。内容比较多,所以我在这里主要讲三个故事。

大家看到的页面上面的标语实际上是我们2007年5月份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定的,就是说这个基金会干什么,也就是它的使命是什么,使命是“支持民间公益”。民间相对政府来说有一定的边界,因为大家知道,中国政府在全球来说,它是最富有的,人家给它评估,它有80多万亿的人民币的价值,所以我们说政府能力、资源太丰富了,但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当中,社会结构的变革当中,政府系统包括民政系统,它的阳光普照的时候有些地方照不到,或者照得弱一点。这个时候,基金会、NGO这些草根组织们它就有一个生存空间,所以我们当时定了,我们是做政府阳光普照不到的地方,我们去做,量力而行。所以我们把这个作为我们基金会的使命。

最后一句话,“人人怀有希望”,这实际上是画一个饼,是我们的梦,希望在现代文明当中,我们的中国社会机构是一个公民(音译)社会的结构,也就是说政府的腿越来越瘦,企业的腿越来越大,当然改革开放后企业的腿越来越大了。但是我们大家都关注到,我们的社会组织、NGO、民间公益组织这些腿刚刚成长。所以我们希望以后这三个部分构建一个三足鼎立、和谐的社会。所以这个饼什么时候实现,不知道,也需要经过一代两代人的努力,也许我们的公益基金会消失了,它还没到来。但是我们感觉有一个目标比没目标好,所以拿“人人怀有希望”做我们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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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三个故事以前绕不过要介绍两位公益基金会的创始人,一位是周庆治先生,他是我们南都集团董事长,也是这个基金会的发起人。

北京黄河缘公益基金会的出资人是南都集团,南都集团在10年以前它的总部在浙江杭州,从1991年开始创业,后来的总部迁移到上海。在做北京黄河缘公益基金会以前,实际上我们也参与一些慈善工作,比如说我们每年捐助浙江大学基金会几百万的资金,面向浙江大学的部分科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设立南都奖学金。因为周庆治先生是77届的杭大历史系的学生,所以他毕业以后不管是从事公务员还是到后来经商,一直抱有一种回报社会的人文情怀,所以时机一成熟,他会义不容辞做这个事情。

另一个人物大家很熟悉,是公益界的知名人士——徐永光。他出生于浙江省温州瑞安市,所以他在做希望工程的时候,周庆治先生在做民营企业的时候,他们每年春节都有交往,两个人有许多投机的话,说不完。所以在这个时候,特别是2004年《基金管理条例》一出来,徐永光先生作为先知先觉者,他感到这个条例出来,我们的非公募基金会就会像改革开放30年做民营企业那样,会有个爆炸性的增长。

刚才陶泽已经介绍过了,我们的非公募基金会在2004年以后到2007年这段时间,它的成长门槛是很高的,那时候主要是公募基金会,数量比较多。随着这十年,我们现在的非公募基金会已经在基金会行业当中占2/3的天下,这是数量上,所以也是一个爆炸式的增长。2004年条例出来,2006年上半年的时候,这两位人凑在一起议论这个事情,设立基金会对两个人都是个挑战,对南都企业也是个挑战。因为从徐永光先生来说,他从公募基金会下来做非公募基金会也是一种挑战。

我当时记得在2006年7月份,南都集团已经把汇票送到民政部门有关部门,但是批下来是第二年5月份。所以招商局的基金会也碰到这个情况,这个例子说明门槛很高,审批很严,现在的门槛低了,大家申报、备案就可以了。所以他们两个凑起来做这个事情,周庆治把动议做成案例放在南都的董事会上说,大家一致同意,我们就开始做这个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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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民计划
  我们在民政部注册资金是1亿,按照管理条例,你必须每年支出8%。所以我们第一届理事会讨论第一年怎么把8%花出去,就是800万。
  简单地捐助不是基金会的行为,所以我们要支持民间公益组织,所以秘书团队和专家合作,做了大量的研究,报告一大叠,提交理事会研究。
  他们发现在这30年当中,我们的流动儿童在城市的边缘,他的就学环境,特别是义务制教育的就学环境太恶劣。我们巡视北京的五环六环一带,几乎有100多家农民工子弟学校,他们的就学环境比浙江省当时的乡村小学还差,也就意味着这批流动儿童的教育是享受不到公平教育的待遇。我们也了解到在北京有一所百年职校,是高中在北京的留守儿童,挑选出来两年以后学一些技能,就可以在北京生存下去,使这些农民工子弟融入到这个城市,这个理念很好。所以我们尝试,也许做义务教育,也许有很多校长会响应我们的提议。
  所以我们感觉到这是值得一做,在做的时候我们当时大胆预言,我们愿意在十年内捐助100所新公民小学。100所,大家说每一所都要资助200万,100所意味着2亿,钱哪里来?
  当时我们说,在基金会里的一个亿怎么把它保值、增值。我们在南都集团内部设立一个内部基金,拿出2亿做信托或保值增值,把这个增值部分,也就是一年低者1500万,高者3000万,至少在资金上可以有保障。当然新公民计划不仅是办学校,如果校长要把自己的财务公开、信息透明,我们愿意引进外部的资源,比如说社工、流动图书馆、艺术团包括提供体育器材的企业家的资源,把他们引进来。
  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经过三年的努力,发现我们仅仅是投了9所新公民学校,在北京投了3-4家,在南京投了1家,在宁夏投了1家,在温州投了1家。也就是说发现愿意把自己财务公开的校长,有爱心的人士还是太少。而且在做的过程当中,我们感觉到我们秘书团队很累,因为第一年资助以后,它改善了教学环境,第二年他感觉到我还挂这个牌子,我没钱了,又到我们这里拿。
  这个时候,基金会秘书处团队变成他的保姆了。这跟我们的初衷,做公益性的宗旨有悖。我们在新公民计划当中做其他的社工引进,对其他的全国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师评优活动,我们可以进行一些资助。再把一些有改善农民工学校的小项目的单位提出来,我们都可以资助。

  所以在2007-2014年底,新公民计划一直在做,它的覆盖面已经达到了19个省市,有这么多数据在反映出来,也就是说将近有38万的农民工流动儿童受益。我们的项目还再继续做,只不过规模小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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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杏计划
  第二个叫银杏计划。它实际上是关注个人成长的计划,这个“个人”是这些NGO民非组织的对象。
  因为大家知道,2008年成为中国公益元年,也就是说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激发了民众和大学生、所有有爱心的企业做公益的热情,特别是大学生,有些大学生在救灾过程当中纷纷成立了许多社会自组织,做环保的,做救灾的,做心理咨询的。
  但是随着这种激情慢慢平静下来,他们感觉到自己的组织、团队,10个人缩小到6、7个人,再缩小到3、4个人,很难坚持,特别是领头人。这个时候,也就是说秘书处团队和专家设计了这样一个银杏个人成长计划,就是说我们基金会每年给这些候选人或者我们说是入选的银杏伙伴,每年给他10万元,解决他的后顾之忧,不管他怎么花钱,这个钱是去旅游,或者是当工资使用都无所谓,就是要求他在三年当中坚守自己的岗位,然后解除他的后顾之忧。
  我们可以连续资助三年,也就是一个人30万。第一年我们评选规则比较严,筛选结果是5位。后来从2010年开始到今天,已经有67位的银杏伙伴。银杏计划不是说给钱拉倒不管了,在给钱的过程当中,第一批、第二批我们开始每年组织,我们牵头组织一些交流,伙伴之间的交流,到境外去学习,每年有两次活动。
  我们把银杏伙伴分别送到韩国、台湾、香港、印度包括欧洲、美国,都去考察一些,他们是怎么做的,对他们能力的提升是更大。所以有些银杏伙伴讲,这30万对他的是解除后顾之忧,但是伙伴之间的交流意义远远大于30万。这是第二个故事。
景行计划
  第三个故事是景行计划。景行计划是NGO社会组织机构成长的资助计划。
  大家知道,随着中国的发展,GDP的增长,国民收入在2011年的时候,许多的做社会组织的,做公益、做慈善的这些组织,他原来的规模已经做得很大,而且影响力都超过省份,一个地区了。
  所以他们现在碰到的问题是,原来资助部分是境外的基金会,比如说福特,比如说其他的一些境外组织。但是这个时候,境外组织感觉到你在发展中国家当中,已经处于前面,所以他们给一个期限要断奶。
  断奶怎么办?这些机构面临生存的风险。这个时候,实际上他们拿到一个项目,从国内基金会拿到的钱也不少,大家这些钱是用在项目上,不能用在人头费了,不能用在行政费上。这样,对这些机构的成长,他们感觉到有盐水效应,越喝越渴,项目越多,能力建设越弱。这个问题,秘书处团队跟专家也进行研究,开发出这个项目。
  我们每年南都基金会对入选的机构,每年资助30-50万,不少于3年,支持他的能力建设。这样做,也得到各界的好评,到现在已经有10家左右跟我们一起并行而行。当然除了这三个计划,实际上随着它诞生,我们一直在做,也就是说是我们资助的大部分,我们每天要支出2000多万,这个时候大部分的资金倾斜在这里。
  除此之外,宏观方面,南都公益基会金有许多行家、专家在做指导,所以我们在2008年的时候,当时许多家非公募基金会合作,设立中国非公募基金发展论坛,从2008年开始到现在,每年一届,现在发展已经有分论坛了。还有是在2010年的时候,北京黄河缘公益基金会又推动基金会中心网建设,就是刚才陶泽介绍的。我们当时推进的是:要做基金会,你就要做透明,提高诚信力,要得到大家的理解,现在做得相当不错。
  在去年,北京黄河缘公益基金会又跟国内同行、多家机构又成立一家中国社会企业社会投资论坛,它的影响力也不错,社会企业在公益领域当中,它的贡献也是越来越放大,只不过这方面有一些税务政策和国家的政策还是没有开放。

  故事就讲得差不多,也就是说我们北京黄河缘公益基金会的定位是资助型基金会,我们从2007年到去年年底,我们已经累计资助了1.5亿,对社会做一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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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点感想
下面我谈几点感想,在做公益基金会的时候,我们感觉到:
  第一,在这个行业,我们这几年刚刚兴起,往往是孤掌难鸣,所以我们一定要联合我们的同行,得到政府的支持,得到我们资助者的理解,沟通很重要。
  我们在做新公民计划当中,我们这样的活动已感动了北京市农民工子弟学校附近的一对退休老教师,他感觉到我们当时做的很有意义,所以拿出自己两个老人家全年的积蓄10万,在农民工子弟学校设立奖学金。
  第二年,他又拿出了20万,把所有的拿出来设立奖学金,这是我们很感激的。做银杏计划的时候,我们往往请一大批的专家挑选这些银杏伙伴候选人,我们挑选的专家当中,我们有一个规则,南都理事会或者秘书处团队参加的专家小组,每一次不超过1/3,2/3是公益届当中的老师、前辈、行家,他们来都是打义工的,没有像一些政府或者企业开会的时候,最好有一点小礼品,没有的。
  所以我们是非常感激他们的支持,所以我们才能跑得这么远。当然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得到许多公益行业的支持,银杏计划在做的过程当中,香港创投张老师,他第二年资助这些到境外出去的路费,到他的基金会报销。这几年敦和投资基金会和我们合作,加大了对银杏伙伴的投入。像这些都是我的感想,我们一定要与大家合作,一起做,不要一个人默默在那里做。
  第二,在做的过程当中,我们随着大环境的改善,我们希望今年年底的慈善法能修订,早一点出来。
  按照法律规定,使我们做公益慈善组织的一些税务政策和会计政策更开放,更跟世界接轨,我们可能会为更多公益基金会的出现提供更好的基础和条件。
  第三,希望政府和媒体也对做公益的人要求不要太高,一定要把他的道德拔高也不好。
  我们知道一些地区的民政系统,它对每年社会组织的评选有个硬标准,他说你的公益基金会或社团,你的平均工资不能高于当地的平均工资2倍,我说当地工资平均水平的2倍,从某种意义上对我们的人才流入我们做公益行业是很不利的。
  另一个,还允许做社会创投,做公益人冒风险、犯错误,你想以后的公益行业社会团体要做大,它是一个大行业,这个大行业三教九流都进来,所以你做公益的时候要求不要太高,做公益的人都要像雷锋那样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想,媒体对我们的要求尺度也可以放宽。
  最后,做公益行业,没有优选的路径,它只有适合你做的,每个企业家想做,量力而行,做你喜欢做的事,你也可以悄悄做,也可以跟人家一起玩,你不能说你的规模大就取胜,也不是说小的不能做。所以这一点,我想为刚入行的这些企业家做一个提示,谢谢大家。

本文根据论坛现场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