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瀛委员：填补“真空带”要从体制上入手

按现行体制，我国义务教育费用主要由各地各级政府负责。在农村，则主要由县乡两级政府从财政收入中划出一定比例，作为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在城市，这笔支出主要由区财政负责。

 但是当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农村县乡政府对义务教育的投入不可能随着这些打工者带走，因为这笔投入主要用于支付教师工资。而城市区政府从财政中划出的经费，是给本地区孩子接受义务教育用的，不包括外来工子女。所以，不妨参考国外的一些做法，比如外来工户籍所在地政府发放相当于代金券的“教育券”，子弟在哪儿读书，就把教育券交到哪儿。

薛慕煊委员：“免费”的公办学校缘何上不起

“借读费”提高了民工子女入读公办学校的门槛，客观上制造了城里孩子和民工子女受教育权的不平等，也由此形成了民工子女上得起收费的民工子弟学校，却上不起“免费”公办学校的怪现象。实际上，一些大城市的基础教育资源是相对过剩。过剩带来的公办学校生源不足，又反过来成为民工子弟学校受排挤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没有收费较低的民工子弟学校争夺生源，就会有更多的民工被迫将子女送进公办学校，默默承受那一大笔“借读费”。

徐永光委员：办学门槛低一点、再低一点

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发展困境缘于法律规定的民办学校设置标准过高，《民办教育促进法》关于民办学校设置标准的规定成了这类学校合法化难以逾越的门槛。与办学条件是否达标相比，“流动的花朵”能否上学更加重要。各级政府如果能根据实际情况，合理降低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办学软、硬件门槛，再辅之以包括建校用地等政策倾斜和扶持优惠等，必将有效缓解农民工子女的就学问题。 （顾意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