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是商业和加工工业发达的城市，近200万人外出经商，有209万经正式登记的农民工进城。温州市及区、县政府对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比较重视，市政府于2002年发出了《关于外来流动人口子女就学的若干意见》，鹿城区政府在报纸上公布了7所小学作为招收农民工子女入学的专门学校，一些工业发达的镇拿出数千万资金用于学校的扩建。温州市已基本形成以公立学校为主、民办学校为辅的解决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格局。据教育部门统计，目前，温州的农民工子女属于义务教育年龄阶段的有157232人，已入学的占96.5%，尚未入学的约有5000人。

开学前夕，我访问了温州三所农民工子弟学校。这三所学校分别属于公办、企业办和私人办，各具特色，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温州育才小学。这所学校是温州建工集团办的，用的是原建设局职工学校的校址，学校不大，占地只有4亩地，一进校门，校长徐尔习首先告诉我，这块地就值2000万以上。据我了解，如按温州房地产的用地价格，她并没有高估，说明集团重视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徐校长介绍，集团是国有企业，花那么大的本钱办这所学校，初衷是为了解决本公司的农民工子女就学，但现在，1080名学生中，90%以上不是本公司职工子女，我们都一视同仁。校长对农民工子弟很有感情，她说，孩子们生在农村，是命不好，现在他们的父母为第二故乡做贡献，孩子跟父母进城读书是天经地义的事。这些孩子非常珍惜在这里读书的机会，一个孩子说，和农村相比，他们就是在天堂了。学校每学期收费750元，略高于公立学校。据对600名学生家庭经济收入的调查，其中有37%的家庭月收入不到800元，学生面临失学困境。学校为部分贫困生减免了学费，这对学校来说很困难。减免多了，老师的工资怎么办？

这个学校的老师都是从社会招聘的。座谈会上，看到除了几名退休老教师外，多数是年轻的女教师。我一问，这个学校45名教师，女教师39名，大多数是本地人。教师平均月工资1600元。温州人为什么愿意做收入不高的民办学校老师？是因为，教师职业在温州还是比较受人尊重的。男的当老板，女的做老师，也算“门当户对”。校长自豪地说，我们学校老师的师德要比一般学校好。农民工的孩子，需要更多的关心和照顾。考虑到家长上下班接送孩子不方便，学校早上6点就开校门，晚上6点以后等家长把最后一个孩子接走。不少孩子回家没地方做作业，放学后就留在学校做作业。这些都给学校和老师增加了管理负担，老师都尽职尽责，学校也不向家长多收一分钱。一位老教师讲，逢年过节，别的学校是学生给老师送礼，我们则是给家庭困难的学生送学习用品、送衣物。我来这里教书，不是为了钱。我很喜欢这些孩子，他们一点也不比城里孩子差。

徐校长的最大困惑是学校的学位不够。她说，还有两个学生没来注册，与家长也联系不上。有60个孩子叮着这两个学位，我们也不敢轻易让给别人，万一他们又来了呢。

沙城镇八甲外来务工子弟学校。这所座落于沙城镇八甲村的学校，原为八甲村小。占地7亩，建筑面积1000多平方米，教学设施齐全。2002年，镇里新建沙城第一小学，八甲村小腾空了。村小的周围都是工厂，许多村民主张把校舍租出去，一年可以收入几十万。但村委会主任杨贤宝坚持要把老校改办成外来务工子弟学校。在区政府的支持下，八甲村小改建成了沙城一小的分校，专门招收农民工子弟，属公办性质。学校现招收农民工子女近700人，收费和当地学生一样，每学期低年级 495元，高年级550元。

我问，哪个是村长？一位中年男子给我递来名片，他叫杨贤宝，头衔是“温州南洋食品机械有限公司经理”。他给我侃侃而谈自己如何说服村民，把这所学校保下来的故事。他说，我过去就是农民工。1984年到1986年在深圳打工，干了三年，我把老婆孩子都带去了。孩子不在身边不安心哪！中国人讲安居乐业。自己跑出去了，把孩子放家里，能够安居乐业吗？他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当时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党员代表村民找他，要把老校舍收回，他坚决顶住，不做任何妥协。他对村民说，人家千里迢迢到我们这里来，给我们做工，没有他们，我们能赚钱，能发展吗？父母来了，他们的孩子不来，来了没学上，怎么让他们安居乐业；他们不能安居乐业，我们怎么发展？安居乐业，是杨村长用自己血汗换得的不可动摇的价值准则，也是他最终说服村民取得斗争胜利的伦理武器。就这样，村里少了一笔可观的收入，700名农民工子女有了明亮的教室和快乐的童年。杨村长说，农民工一般都流动性大，有了这所学校，孩子能得到好的教育，他们心里踏实了。有的工人对我说，现在哪里都不去了。

龙湾区外来民工子弟成才学校。在看八甲学校时，区教委主任提到，区里刚批准一所私人投资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正在招生。我说，那很有意思，我们去看看。这是随机碰上的。

这所学校座落在永兴镇热闹街区，是一座临街小楼，楼外墙上伸出大大的竖写校牌。这么张扬的小学校牌我是第一次见，想想也很正常，需要做广告嘛。走进大门，里面有一块约两个篮球场大的运动场地。在寸土寸金的地方，这块地应该价值不菲。我首先纳闷这个私人老板怎么租得起？

学校租用了楼里20多个房间做教室。教室不大，能容纳30多个学生—正符合小班制教改方向。课桌椅是新的，但比较简陋。教室楼道都刷了新，很明亮，还设了专门的电脑室、音乐室。办学的硬件条件看来是不错的。

我们参观完了，校长才赶到。准确地说，是投资人，法人代表。他叫林晓，这是他办的第三所农民工子弟学校。我问，为什么想到办这样的学校。他说，自己原来是搞服装加工的，先是看到自己职工的孩子没地方上学，知道社会有需求，就试着办了一所，接着办了第二所第三所。如果顺利，还要继续办。关于收支，学生每学期学费500元，包括全部书本杂费。学校要收到600个学生以上，财政才可以持平。一年的支出包括教师工资30万，校舍租金17万，书本费20万，还有水电费等。校舍租金便宜，是因为村里支持，如果按商业用途出租，要高得多。

林先生对办好农民工子弟学校很自信，他们的师资队伍比较强，三个学校78名教师，大多数是大专和本科学历。学校注重教学质量，收费又不高，所以就挤掉了那些“土庙里的学校”—说明温州还有所谓“土庙学校”，也说明政府鼓励民间办学是用市场手段整治这类学校的好途径。

走马观花看了温州三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对农民工子弟在温州受教育的状况有了一点感性认识。农民工及其子女在温州的境况可能稍好于其他一些大城市，这首先同温州人自己的遭际有关。那些满世界跑的温州人，多半自己就是农民工出身，对现在外来务工农民有着天然的同情心，比较多理解，比较少歧视。同时，温州的加工工业劳动力市场，需要大量稳定的技术工人，廉价的劳动力，善待农民工符合政府和企业的利益。当然，温州的农民工子女教育，同样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一是还有一些农民工子女进不了学校的大门，存在“无校可上”的问题；二是有一部分学生因家庭贫困失学或面临失学，存在“无钱上学”的问题。解决“无校可上”主要靠政府。我认为最省钱、最有效的办法是鼓励民间力量办学。同时，作为政府公共政策的安排，本着教育公平的原则，政府的“教育蛋糕”也要给民办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切一点，即给予一定的经费补贴。换句话说，进入民办学校读书的农民工子女，有权要求政府在分“蛋糕”时，也给他们留一点点蛋糕末。解决“无钱上学”主要靠社会。尽管《教育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国家、社会对符合入学条件，家庭经济困难的儿童、少年、青年，提供各种形式的资助。”但我以为，城市政府要满足近千万进城农民工子女入学的要求，已经承受着很大的财政压力，再提出给贫困生免费上学，实在勉为其难。在这个时候，民间非营利组织、社会各界要义无返顾地担当起责任，开展各种形式的捐资助学活动，努力不让一个农民工的孩子因贫困而失去受教育的机会。“希望工程助学进城计划”的实施，应该成为农民工子女助学的“发动机”和“实验田”，通过我们的社会动员能力和示范作用，让更多的机构和个人参加到这个真正给农民工孩子一片蓝天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