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教育部颁布了《中小学学生学籍信息化管理基本信息规范》，将对我国中小学生学籍全国统一管理，学籍有望逐步与户籍脱钩。利用先进的信息手段应对目前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这些措施无疑值得肯定。但教育是个涉及国之根本的系统工程，内中还有很多深层问题有待我们进一步思考。

中国正处于转型社会，转型社会最大特点就是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等、人员的流动性大。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对教育可能造成的影响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发达地区有能力负担更高的教育经费，从而能够有效加大教育投入，改善教育环境，提高教育水平。就目前中国教育经费情况来看，城镇高于农村，东部高于西部。据统计，上海的人均教育经费几乎是某些内地地区的十倍。故而，很多重视子女教育和考试前途的家长会想方设法把孩子送到经济较为发达地区读书，接受更高水平教育。

另一方面，经济发达地区会吸引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他们的子女如果跟随父母到陌生的城市生活，那么，在传统的学籍管理制度下，流动中的父母们必须付出高昂的择校费等费用，否则孩子就面临失学的困境。这些年来，民工子女的入学困难一直是这群城市边缘人所苦恼的问题。虽然有些地区建立了收费低廉的民工小学，但教育水平和管理水平还无法得到有力保证，而且这种民工小学自身的合法性也一直处于尴尬的境地。

教育经费是按照户籍情况，由中央划拨和各级地方自筹两部分共同支持的，目前县一级政府承担了教育经费的绝大部分。过去，一旦发生人口流动，就会对教育经费的划拨分配造成扭曲。例如，某地100名学生中有10人随父母到东莞读书，但由于没有统一的学籍管理系统，人口流动无法计算，国家和地方上的义务教育经费仍按100人的份额拨付到当地，造成当地多余10人的经费，而东莞却少了10人的教育经费，肯定会通过择校费转嫁到学生头上。

中国的教育资源不足，且分配严重不均。学籍管理制度的目的就是要对教育经费分配状况进行更有效的管理和监督。施行全国统一的学籍管理，将有助于国家划拨的义务教育的保障经费落到实处，农民工子女就学时也会更有保障。但是，这种管理手段并不能消除不同地区的教育经费和教育水平的差异。即使我们掌握了在东莞读书的内地学生学籍，也不可能把他在内地应该享受到的教育经费直接划到东莞，毕竟两者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缺口。

几十年前，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针对这些情况提出了“教育券”的思想，反响巨大。所谓教育券，就是各级政府给适龄的孩子或者特定家庭免费发放用于教育消费的凭证，让孩子们在入学时用教育券冲抵学费，学校再拿教育券向政府兑现。国家并不把经费补贴给学校，而是直接按人头发给学生，让学生对学校进行选择。学生自然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教育渠道，这样大大减少了教育投入上的资源扭曲，也能促进学校之间、地区之间教育水平的竞争，提高一个区域的总体教育水平。

目前，一些地区已经开展教育券的试点，但在全国大流动的环境下，地区试点只有变成国策，才有可能从整体上解决教育问题。把学籍和户籍脱钩还只是教育体制改革迈出的第一步，我们还必须更多地寻求类似于“教育券”这样的有效教育资源动员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