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

2006年，全国有4300万农民工子女，其中约2000万随父母四处漂泊，成为“流动儿童”；约2300万留在家乡，成为“留守儿童”。预计未来20年内，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农民工子女动态累计将达到1亿人。

但是，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状况并不乐观，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均面临极大的困境。城里的孩子难以上学，留守儿童则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的高危群体。北京黄河缘公益基金会为此发起“新公民计划”，希望通过计划的实施，改善农民工子女成长环境。“新公民计划”一方面资助为农民工子女提供服务的公益项目，包括道德养成、心理健康辅导、艺术培养、科普教育等；另一方面，用5至10年的时间捐建100所“新公民学校”，直接解决流动儿童入学难的问题，使其获得“有质量的公平教育”，并将“新公民学校”创办成动员社会力量、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新模式。 

□本报记者 曾国华　刁文 

日前，北京黄河缘公益基金会正式面向社会公开招标非营利组织承建新公民学校，每所学校资助金额为150万至200万元人民币。为了解新公民学校的有关情况，本报记者（以下简称“记”）近日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黄河缘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徐永光先生（以下简称“徐”）。 

关键词一：非营利性

记：目前，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路主要有两条：一是“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公办学校就读为主”，二是民办打工子弟学校。新公民学校被认为是政府与市场之外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第三条道路。它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在哪里？

徐：首先，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非常重要。我曾经讲过两个“一百万”，一是十多年前的希望工程统计，农村贫困地区失学儿童有百万余人；二是2002年进城务工农民工子女有1000万人，失学率为9.3%，近百万儿童失学。两个一百万，数字虽相同，但性质却发生了根本变化。

十年前，是贫困失学；十年后，是因为教育的不公平和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歧视性政策鸿沟，导致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中无学可上或上不起学。前者即便变成文盲，对社会危害也不大；但后者如果被边缘化，不能融入城市，他们很可能成为定时炸弹和活火山，后果很可怕。随着城市化加速，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需求很强劲。

其次，政府和市场都不能完全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问题。“两个为主”的政策很好，但落实起来并不容易。流入地政府一方面要尽量接收他们入学，不做不行，但敞开大门也受不了，一是公办学校无法完全满足农民工子女上学的需求，二是洼地效应更让政府顾虑重重。

而市场解决虽有公益性质，但毕竟是利益导向。收费高的民办学校，低收入的农民工子女上不起；一些打工子弟学校为缓解农民工子女入学难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些学校的营利动机抑制了教育需求，也阻碍了社会力量的参与；学校前途的不确定性又加深了办学者的短期行为，阻碍了对学校的再投入。“四低”是这些学校运营的基本特征，即低投入、低收费、低薪水（老师工资平均约700元/月），最终导致低教育质量（硬件和软件）。

这就给新公民学校的发展提供了空间。我们主要是倡导示范，引导社会一起来关注农民工子女教育，希望把这条路越走越宽。

记：相对于政府和市场，新公民学校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徐：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非营利性，捐赠人和管理者不能从中谋取任何收益分配。南都基金会、社会的捐款和政府的资助款一旦进入学校，就是学校合法拥有的独立财产，是社会公共财产。

学校没有营利冲动，就能将资金更好地用于学校的发展，有利于获得社会公益资源与政府公共财政的补贴，从而实现学校高软件（师资和教育质量）、中硬件、低收费的运行目标，让农民工子女获得有质量的公平教育。

记：“有质量”如何体现？

徐：高质量主要指“优质的教育资源”和“特色教育理念”。我们会在全国选聘优秀的校长和教师，让孩子们得到适合他们特点的良好的教育。

同时，我们和一些全国最好的、专业的非营利组织合作，开展艺术教育、科普教育、环保教育、心理辅导等，要让学校成为孩子成长的乐园，让他们的“幸福指数”比较高。一句话，我们要让农民工的孩子享受有质量的公平教育，并对他们的未来产生积极影响。

记：低收费低到什么程度？

徐：每学期500元以下，低于办学成本。非营利不等于不收费。美国非营利机构一年的收入达到9000亿美元，来源有三块：一是捐款，占20%以上；二是政府拨款，占近30%；三是收费，占到了50%。

关键词二：民办公助

记：新公民学校的办学模式是民办公助，“公助”指的就是政府的支持吗？

徐：“民办”就是民间捐赠建学校，“公助”就是指政府支持补贴，让学校可持续发展。新公民学校承担了本该由政府承担的义务教育责任，法律规定政府要给予补贴，方式包括免费或优惠提供校舍、资助教学设施设备、按照生均教育公用经费标准的一定比例给予经费补贴等。

记：经费补贴希望有多少？

徐：不低于每年生均200元。这应该是可行的。以北京为例，公立学校小学生生均成本（含教育事业费和公用经费）达到7000多元，200元只是生均公用经费的1/6。近年来北京市政府流动儿童专项拨款每年约1.6亿元，相当于给每名流动儿童补助400元。

关键词三：风险

记：新公民学校在发展中可能会有哪些风险，如何化解？

徐：最大的风险是学校可持续发展问题。南都基金会负责启动学校，但发展要靠社会支持。所以建立一个有能力的校董会很关键，它要能整合社会资源，获得政府、企业、媒体等各方面的支持。每一所学校都要成为一个小“教育基金会”。

这种设计使新公民学校成为农民工子女及其家庭与社会互动的平台，让孩子们时时感受到他们的成长与社会的关爱分不开，从而抱有感恩之心。这对于他们在情感上融入城市，激发他们做合格的城市新公民的责任感非常有利。如果南都基金会的投入让学校吃饱，不需学校去获取社会资源，并不是好的设计。

最关键的一点是要保持学校的财务透明、管理规范，保证捐款的有效使用和及时反馈，树立良好的社会品牌和形象。财务管理做不到规范、透明、公开，会砸牌子。所以，在设计中，新公民学校的财务人员要由新公民学校发展中心派出。

我最担心的是能不能真正把学校办好。如果每一所新公民学校都是优秀的，不用发愁没人关心、参与学校的建设，我们期望的示范倡导效果就一定会实现。

关键词四：未来

记：对于新公民学校，您的期望是什么？100所不是南都基金会的终极目标吧？

徐：我希望社会能认同新公民学校的办学模式，一起来办高质量的学校，接收更多的农民工子女就读。如果有捐款人出资捐建学校，南都基金会不仅不抽取管理费，还会提供相当于捐款金额10%的项目管理经费，把学校建好。

但理性的想法还是追求高品质，做出示范，不求最大，但一定要最好。

记：我注意到，有不少孩子读完初中往往无学可上、无事可做，这也是个隐患。现在新公民学校只办小学，您有没有考虑过，如果学校办得好，就一直纵深做下去，办初中、职业学校，甚至高中？

徐：理性、负责任的做法是一直做下去，帮助他们念到初中、职高，或者高中、大学，一直到就业。我们也注意到了农民工子女初中后教育的重要性。一位在上海从事教育慈善的朋友告诉我，农民工子女初中后约有40%在社会游荡，找不到就学、就业出路，他们已经成为青少年犯罪的高危群体。新公民学校的设计包括未来的9+1或9+2模式，让他们在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后，能学习一些职业技能，更好地生存、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