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报道【9-10】　　

□本报特约撰稿　沈亮　　

8月2日出发，8月15日返沪，12个志愿者带着35个正在上小学或初中的孩子，途经三省五市农村巡回演出，并在到达的每个地方进行了农村现状调查。

这次巡演的有趣之处在于，孩子都是民工子弟，生于农村，长于城市，名为“放牛班的孩子合唱团”，实在是一群未曾放过牛的孩子。

这是略带尴尬的一次旅行，也是组织者与孩子未经教化的粗糙持续较量的一次旅行。　　　　

“他们根本瞧不起农村了”

二十天前，当离开农村多年的孩子重新站在农村的土地上时，他们用种种方式刻意保持着和农村的距离。他们在车上看到路边的牛羊会拍打着车窗故作兴奋地大叫，就像第一次看到动物园里的大象。

他们会抱怨农村的卫生状况，特别是那里的厕所，“简直不能忍受”。

他们亦自觉不自觉地掩盖自己的身份。到当地孩子家里做客的时候，会向孩子的父母解释说“我们来自上海”，而省略了“我们出自农村”。有时同行的志愿者对当地人说，这些孩子也是从农村随父母去的上海，孩子们的眼睛里便流露出不大情愿的神情。

这样的行为，让随行的志愿者们感到了一些失望。一位志愿者在到达此行第二站江西新余市的当晚找到活动的组织者张轶超，说着说着就落下泪来，带些质问地说：“他们根本瞧不起农村了，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孩子？！”

孩子的这种表现是张轶超在出发前未曾想到的。几天下来他自己也有所察觉，觉得“他们都好像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的样子，我几乎没看到一个孩子对当地人有亲切感”。

相反，这些孩子很享受变为城市孩子的优越感。他们喜欢主动而耐心地向农村孩子描述他们在上海就读的公办学校，“我的校园很干净很漂亮的，有很多种类的课程和兴趣小组。知道么？跑道都是塑胶的。”这个时候，农村的孩子只呆呆地听着，说不出一个字。

这样的掩饰不是没有效果。每当真实的身份一显露，他们所得到的尊重就会减少一点，尴尬就会增加一点。

在江西上饶樟村村，他们按例和当地的学生们做游戏。

你们是不是上海人？”一个当地的女孩子怯怯地问她的游戏伙伴。“不是。”被问者迟疑了一下，然后把目光移向了另一个地方。

“原来他们和我是一样的。”这个当地女孩子后来承认她当时有一点点失望。她本想看看城里孩子的漂亮衣服，没想到他们与自己并没有什么区别。

在从新余出发去第三站安徽怀远的当晚，张轶超召开了一次志愿者会议，会议上有一半的志愿者提到了小孩子们的“虚荣”行为。张轶超鼓励大家说，不要太悲观，这些孩子已经把城市生活看作正常，而把农村视为反常，他们想要把自己装扮成城里人，也是人之常情。但张轶超并不愿旁观这些欲念的发展，到达安徽怀远后，在他的要求下，孩子们在晚上演出的主持词里加入了对自己家乡的说明。

每一个这样的细节，都是张轶超和这些孩子身上暴露出的人性中未加掩饰的功利和未经教化的粗糙进行的一次较量。

喊叫是他们的说话方式

32岁的张轶超是上海人，高三时因病休学了一年，按他自己的说法，他在这一年中阅读了大量的书籍，改变了价值观，他开始愿意为促进一个自由公平的社会而努力。

第一次接触这些随父母进城的孩子时，张轶超还在复旦哲学系读研究生，他想为他主编的校园报纸《常识》写篇报道。他觉得这些孩子求知欲很强，特别的敏感、可爱。回到学校后便叫上《常识》报纸里的其他同学来为这些小孩子上课，回报孩子们对他的热情。

没过多久，他就发现了这些孩子表面热情和可爱背后的“无理和野蛮”。

新学期开始，张轶超给他们找来了两个乒乓球桌，意外的是，这些孩子为了占领乒乓球桌竟然大打出手。张轶超还为他们买了毽子和跳绳，这些东西也总是在一瞬间被一抢而光。那些抢到跳绳和毽子的孩子，也从不愿意和别人分享。

又带来糖果的时候，张轶超开始发愁如何分配。权衡之后，他把糖果交给学校的老师，他以为熟悉孩子的老师会有比他更好的办法。然而他所看到的场景是：这位老师跑上二楼，高喊几声“发糖果了”，然后将一袋糖果天女散花般地倒出，所有的孩子蜂拥而上……

张轶超现在觉得，这些野蛮行为根源于孩子们的家庭教育以及平时物质资源的匮乏，他不断地看到“在物质的引诱下，人的占有欲的爆发”，一次一次目睹着他带来的物质帮助破坏着他们原本看来和谐的同学关系。他对简单的物质资助产生了无力感。

2002年2月起，张轶超租借了一套三室一厅的公寓，为这些孩子开办了课外兴趣小组。他和志愿者给孩子们补课，带他们拍夜景、种植物、看星星，希望用各种活动来改变孩子的心灵。

四年之后的2006年2月，在中国做科研项目的美国学生柯慧婕找到张轶超，一起组建了一个由外来务工人员子弟组成的合唱队，取名为“放牛班的孩子合唱团”。这个名字来自法国电影《放牛班的春天》，影片讲了一个通过教授音乐来改变他人命运的故事。

合唱团刚创办的时候，上海戏剧学院的研究生孙悦凌过来帮忙拍个短片。第一天去拍摄，孩子们一看到摄像机便围过来上手就抓，孙悦凌陷在孩子里，只感到四周的声音已经超出了人类所能承受的分贝。柯慧婕陷在另一处，手中的吉他琴弦就快要被伸进来的无数双手拉断，她只能双手将吉他举过头顶，跑到办公室里。

喊叫，是这些孩子常态下的说话方式。张轶超去过这些孩子的居住地，他理解他们说话大声的原因。他们大多居住在上海市江湾镇一个废弃的机场，那里尘土飞扬，道路泥泞，最高的建筑物是一座塑料瓶堆成的小山，声音更是嘈杂到让他觉得“恐怖”，卡车不断地穿梭，做小买卖的人在不断地吆喝，“这样的环境里，他们只有学会高声表达，才能不被忽视。”
让张轶超高兴的是，这些喜欢喊叫的孩子，也喜欢唱歌。他们平时就经常边看电视边记下歌词，还会相互对照着补补，他们记下一份完整的歌词要用很长的时间。

即便如此，做他们的音乐老师依然需要拥有非常的精力。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纠正，进度慢纪律差，让在一旁拍摄的孙悦凌“大多数时间都觉得头晕”。

灰姑娘变公主

在合唱团成立几个月后的2006年5月，“放牛班的孩子”第一次得到了去上海市少年宫演出的机会，这也是他们第一次登上如此豪华的舞台。少年宫原是一位英籍商人的私人别墅，主要用大理石建成，所以也称为“大理石”大厦。它拥有一座宫殿式的主楼，进入主楼是一间欧洲宫廷舞场式的大厅，充满着上层社会的气息。

在上海市江湾镇高境三中读初一的周艳君，在那次演出结束一年后的今天，还会提起当初的兴奋，她清楚地记得那间大厅的样子，“很辉煌的，舞台上有红色的幕布，大厅里空荡荡的但有绚丽的灯，发出白色和橙色的光，那灯好像水晶一样。”她也记得台下那些外国观众的掌声，“有个人站起来说‘孩子，你们是最棒的’。”

在跟拍者孙悦凌的描述中，当这些孩子看到这座上海最好的别墅后，就“傻掉了”。”宽敞的舞台、富人的尊重以及一时间聚拢过来的媒体，让他们自己感觉从灰姑娘变成了公主。“后来孩子们再去上海第一高楼金茂大厦演出的时候已经比较放松了。“这些孩子从此觉得自己颇见过些世面了，他们觉得金茂大厦正是适合自己的演出场所。”

孩子喜欢这样新的生活，让他们在上学和帮父母干活之外，感受到了从未属于过他们的被人尊重后的自信。合唱班的孩子侯学琴在她的作文里写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她带回家一个葫芦丝，遇到一个同龄的孩子，那个孩子指着葫芦丝问她：“这是什么？可以吃吗？”她说不能吃但可以吹。那个孩子请求给她吹一下，当她第一次听到葫芦丝发出的声响，高兴得笑了起来。在作文的结尾，候学琴写道：“看见了她，我才知道我是幸运的。如果没有合唱队，或许那个孩子就是我吧。”

当某个人从一个场景转移到另一个场景里时，原本与周围协调的行为可能会立刻显得突兀。环境改变的不仅是孩子们的心态，也让张轶超对他们的期望值发生了变化。

一次演出结束后，张轶超第一次带孩子们去吃夜宵。每上一盘菜，男生就会把它一扫而光，他和女生都没吃到什么。这使张轶超突然意识到，走到这一步，对于孩子们的慈善性帮助已经到顶了，重复的慈善性演出遮挡不了这些孩子的局限。在张轶超心里，那一天是从慈善到教育的转变。在那之前，他只是希望给这些原本一生都没可能走上舞台的孩子以掌声和尊重。

“若想再往前走，教育是惟一的可能。”

葫芦丝和吉他之间

去农村演出和调查的想法，张轶超酝酿了大半年。他的理想目标是带着孩子回去寻根，因为他觉得他们对家乡的归属感已经不太多了。“孩子听到这个消息都很开心。”他回忆说，“对于他们来讲，这不过是一次旅游。”

五站的巡回演出全部结束后，张轶超问：”你们觉得哪场演出最好呢？“他让孩子们按照地名一一举手，结果在其他地方均只有两三个孩子的举手的情况下，新余一站获得了19票。孩子们解释说：“新余的观众最好，很安静，还给我们鼓掌。”

与其他地方不同，由于新余当地政府的安排，”放牛班的孩子“的舞台安排在新余观巢镇镇政府的礼堂，而观众是前一天便被通知必须要到场的当地学校的老师。每一曲完毕，老师都会礼貌性地鼓掌。

孩子们最不喜欢的是在沛县的鹿湾村的演出，在那里，舞台是一所小学的操场，观众是听到消息而聚拢过来的村民。这次演出孩子们大都不在状态，唱歌跳舞有些敷衍。演出结束，观众便四散离去，没有好奇也没有掌声。孩子们于是给了沛县观众“不懂音乐”的评语。

在张轶超看来，孩子做出这样的判别，意味着他们还没有找到真正的自己。很多孩子的快乐和自信建立在对掌声的依赖之上，他们的演出态度也被舞台的大小所决定。

“新余观众的掌声并不是因为你们的表演，只是出于礼节。而在其他地方，那些从很远地方赶过来的农民，才是对你们表演的尊重。”张轶超反复告诉他们唱歌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情，而不是为了有人来喝彩，“就好像教堂里的唱诗班从不是为听众而歌唱，而是为了对天主的爱。”

但是，“这个道理大多数孩子是不能领会的。”

容易领会的是现实的利益。有一次，张轶超听到几个孩子在讨论乐器的优劣。一个孩子说：葫芦丝再好也不能出名，而弹吉他可以出名。“孩子已经可以判断出不同乐器隐含的不同的实用价值，很多的孩子跟我说过不想学葫芦丝而想练吉他。”

对此张轶超的评论是，“如果一个人没有开放的心态，就很容易变得势利，迎合别人而不自知。”

脾气暴躁的合唱团

在阻碍张轶超的教育效果的因素里，最根深蒂固的是这些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所积累下来的性格和思维习惯。
志愿者郜艺是张轶超复旦毕业后在浦东平和中学任教时的学生，一年前过来帮张轶超教这些孩子英语和音乐。郜艺和孩子的关系很好，张轶超甚至觉得她比自己更了解他们。

在郜艺看来，这些孩子的脾气暴躁，情绪波动很大，即使是好朋友之间也会突然翻脸。他们对人好时特别好，但随即就可能反目成仇。

郜艺现在很理解他们，她觉得这些孩子的弱点来源于社会对他们的伤害。她感觉得到他们对平等的渴望，而这些渴望正是来源于他们体会到的不平等。他们看得到上海孩子得到了怎样的宠爱，他们看着想要的东西就在眼前，却很少得到。郜艺从不对他们说刻薄的话，因为她觉得他们所承受的刻薄已经太多了。

有一次，他们租用复旦体育教室排队唱歌，两个复旦的生活老师过来问“这些是不是民工子弟的孩子”，眼里充满不屑。这些孩子保持了沉默，闭口不答，但他们上前使劲去推这两个老师，想让他们快些离开。

还有很多时候，张轶超租下的公寓的物业保安和邻居也想把他们赶走，每次都需要张轶超不停地解释和说服。“每当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很怕的，我们都躲在张老师的身后看着他和别人讲道理。”张轶超曾经的学生姚茹惠说。“面对外界歧视的时候，他们都选择了压抑自己，看上去没有很明显的举动，但他们心里其实很难受。这些点滴积累下来的情绪，都需要发泄的出口。合唱队里的环境相对自由平等，他们的情绪就会在这里爆发。”

郜艺这样理解他们暴躁脾气的成因。

除了脾气暴躁，给志愿者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他们的自私和自我。

在这次旅途中，几乎所有的孩子晚上都要洗掉自己当天的衣服，而晾衣绳的长度却十分有限，于是占领足够长的晾衣绳成了孩子们每晚要做的“功课”。一些时候，他们会把自己的湿衣服搭在别人已经晾干的衣服上，甚至故意不收起自己已经晾干的衣服，以便用其霸占着绳子。

在郜艺看来，这样坚决不肯吃亏的特点，是家庭和社会教给他们的生存方式。这些孩子大多不是独生子女，家里原本就贫乏的资源还经常要和兄弟姐妹分，获得吃的玩的很多时候都要靠抢。有些在家弱势的孩子抢不过，心里的难过会慢慢积累，当来到合唱团这样平等的环境里，他们就会用最直接的行为来表达欲望。

“凭什么？凭什么他有我没有？”是他们的口头禅。除了“凭什么”，他们还常说“我的”二字，我的书，我的饼干，我的衣服，我的位置……

“你怎么才能帮他们把这个'我'字去掉？”孙悦凌曾这样问张轶超。

但情况也并不总是如此悲观。在很多时候，这些孩子懂事的行为也让张轶超和他的志愿者看到希望。

一次演出结束后，主办方没有为孩子们准备晚饭，只给了张轶超一小袋面包。在回去的车上，参加演出的二十多个孩子都饥肠辘辘。张轶超对他们说：“我现在把面包传下去，你们想拿多少就拿多少，但在你们掰面包的时候要想到别人也没有吃饭，你有多饿别人就有多饿。”最后，当这一小袋面包在传了一圈回到张轶超手上时，还有一大半。

“我想改变他们看世界的眼睛”

这些孩子们性格复杂，带给教育者的感受总是时喜时悲。张轶超意识到要使孩子们感动一时很容易，但若要让他们将这种的品质稳定下来还是很难。他知道虽然大多数孩子在他面前显得很懂事，但他们也很容易适应一种分裂的状态：在这里是一个人，在家是另一个人，因为他们还不具备在各种环境里维持一个稳定的自我的意志力。在郜艺看来，在这场与孩子们积习的战争中，张轶超惟一的胜算就是唤醒学生的自我辨别能力。

“如果张轶超对孩子们使用权威，他们的父母就最终还是会赢。因为孩子与父母相处的时间远远超过和张轶超的相处，并且很多能决定孩子命运的选择权还是握在他们父母的手中。虽然他们的父母也是不平等的体制下的牺牲品，但是已经不可能被改变。只有教会孩子们自己去判断和选择，张轶超的教育才可能真正地发生效果。”

8月的暑期活动告一段落，上海市的中小学即将开学。此时的张轶超对他下个学期的课程也有了新的构想，他打算设置五类周边课程以及一项核心课程。周边课程是艺术、电脑技能、综合科学、逻辑思维和批判理性、历史和文学，核心课程则是社会服务。“我想改变他们看世界的眼睛，培养他们的独立意识。”

虽然郜艺一直认为张轶超将要遇到的最大困难并不是资金问题，而是他到底能在多大的程度上改变这些孩子；虽然在能否改变孩子们的命运上，张轶超也承认自己并没有十足的把握，但他觉得自己惟一可以肯定的是，他给了孩子们更多的可能性。这个希望的可能性，至少在姚茹惠身上已经渐渐展现出来。

此次回乡巡演活动到达安徽怀远的时候，张轶超在2002年教过的学生姚茹惠从相邻的镇子跑过来看望他。姚茹惠说她在遇到张轶超之前的梦想是找到有丰厚薪水的工作，但现在，她更希望以后能像张轶超一样，去帮助更多的学生。2004年，当她在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小学上完五年级的时候，张轶超帮助她进入上海市江湾镇高境三中读初中。她不仅凭借着自己的刻苦获得了上海老师和同学的尊重和友爱，还学会了不断地思考，她说她想努力学着把问题看得更深些。现在上初三的她常常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命运会是这样？为什么生在农村和生在城里会有如此之大的不同？

8月25日，参加了此次巡演的孩子在浦东市民中心举办了一场报告会。三个孩子分别做了关于农村的经济、土地和农村儿童与父母关系三个主题的调查报告。他们在台上神情放松，声音稳定，脆生生的童音就像当日下午的阳光一样明朗。

合唱队的孩子们登上过各种样式的舞台，他们已经非常适应当下的场合。对他们来说，农村的语境似乎真的很遥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