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市朝阳公园南门一路往东,是朝阳区绿化最好的地段之一。路的两边满是葱葱绿树和整齐的花草,街心公园里有喷泉和盆景,人们在悠闲地散步。
车子开了大约半个小时后,到了一个丁字路口。车子左拐,出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路的两旁不是树,而是低矮的平房,多是一些小五金商铺。很多小面包车、公交车在路上飞快驶过,掀起尘土飞扬。不时有商铺的门口有牌子写着“招工”两个字,招的多是裁缝、搬运工之类的工人。
方原的学校——朝阳区京华希望学校,就坐落在这里。他的学生,就是生活在这样尘土飞扬的环境下的来京务工农民的孩子。
京华希望小学变成朝阳区第一新公民学校
来北京之前,方原在河南固始一个中学当教导主任。2003年开始,他辞职到北京,和亲戚一起举办了京华希望学校。目前学校已经从刚开始的248人发展到超过1000人。如果不出意外,方原还会继续把这所学校经营下去。
2007年6月,新公民教育发展中心的负责人刘文华一行在朝阳区教委的推荐下见到了方原。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希望把方原的学校改制成为新公民学校。
继续办学,还是把学校交给南都基金会?接受南都基金会,就意味着把私人所有的学校变成社会所有的公益性质的学校,方原将为此面临着来自同行、亲人等各方面的巨大压力。
“把学校卖给南都基金会,不如卖给我呢。”有一个同行对他说。但方原最终还是选择了与北京黄河缘公益基金会合作。
方原的举动,给其他打工子弟学校的举办者带来了某种恐慌。因为改制后的新公民学校,将实行“低收费,中等硬件设施,高软件投入,最后实现高质量的教育”,这比起私人办学,无疑具有更大的市场竞争力。
“绝对不是我方原办不了这个学校了。”方原一再强调。京华希望学校在其所处的北马房村和马各庄周边,有着不差的声誉,因此,尽管北马房学校地势比较偏,但学生还是源源不断地来。“说实话,我的学校到现在还是赢利的。”
“要继续办下去也不是不可以,反正大家都是在撑着。”更何况,方原是朝阳区为数不多的获得合法办学许可证的打工子弟学校之一。
然而从整个行业来看,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群体面临着发展的瓶颈。由于资金投入缺乏后续,仅靠学费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学校的长期发展问题。“就好像养了一个孩子,你可以供他吃饱穿暖,但是要让他吃好、穿好却很难,更无法应对可能出现的疾病或者意外。”一位业内人士如是说。校长们面临着无奈又痛苦的尴尬局面。
尽管方原声称自己是赢利的,但赢的也只是薄利。方原看到了民办打工子弟学校长远发展的潜在危机。“既然我没有能力让孩子们接受更好的教育,那为什么不向政府和社会求助?”方原说,最后选择了南都基金会,并把学校改制成新公民学校,最根本的原因是“我要对得起我的学生,对得起学校的老师们。”
8月29日,朝阳区京华希望学校正式完成了交接仪式,学校的名字也变成了“朝阳区第一新公民学校”。
什么是新公民学校?
全国政协委员、南都基金会副理事长徐永光说,新公民学校的宗旨在于,让农民工的孩子“上得起学,上好学,享受有质量的教育公平。”那么,农民工的孩子需要什么样的教育?新公民学校区别于其他打工子弟学校的特质是什么?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新公民教育发展中心的理事胡益文把家当都搬到学校里,开始了和学校老师们朝夕相处的日子。
“我看孩子们排队打饭,整整半个小时,没有一个孩子对打饭的师傅说一声‘谢谢’!”胡益文很激动。但是方原告诉他,“这些孩子能排队打饭已经很不错了!”
胡益文把记者带到学校的小卖部,里面的东西除了文具之外,更多的是零食。他指着在显着位置挂着的女孩子用来装饰的长塑料指甲和指甲油告诉记者,这是商店里卖得最好的东西。
“农民工因为自己生活的艰辛,千方百计地改善孩子的生活条件,让他们的孩子获得和城里孩子一样的物质条件,比如说给孩子很多零花钱买吃的,比如说穿戴、化妆用品,他们要让自己的孩子看起来和城里人一样。”
外表上的一致很容易达到,但是人素质的高低,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日常行为表现上。于是胡益文要求,新公民学校的孩子要做到干净、整洁、守秩序、懂礼貌。方原也为此请来了武警大队的军官给孩子们做免费的军训。
“我们可以很穷,但是一些基本的东西,比如纪律、礼貌和秩序感是可以并且应该在教育中养成的。我们的孩子首先一定是要有道德、热爱生活、热爱劳动的,然后才能谈得上其他。”
除了孩子,最大的特色是教师。和其他打工子弟学校的老师一样,新公民学校的老师们早上6点钟起来去接孩子,把孩子接到学校后,“一把屎一把尿”地照顾孩子。他们对孩子的爱,并不次于任何一所公立学校的老师。然而,新公民学校的老师不仅仅是教育工作者,同时是一个社会工作者,不但要加强教学业务能力本身的提升,同时还承载了爱心使者的角色,他们不是单纯的教书匠,还要了解公益组织的理念,传递社会爱心。
“如果只是为了一个工作到我这里来教书,对不起,你不够格。对于我们的老师,我们要努力做到虽然你只是领一千块钱的工资,但是你要发挥三千块钱的价值。”胡益文说。
新公民学校中的各种社会资源
从6月份第一次接触到正式确定改制为新公民学校,仅仅两个多月的时间,这所只有311名学生的学校所凝聚的各种社会资源已经超过了方原的想象。
“您挣的是辛苦钱,这钱得给您。”“你们做的是好事,也不容易,算是我支持你们的吧。”在一辆开往朝阳区第一新公民学校的出租车上,一张一百元钱的钞票在司机和乘客之间推来推去。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此前一日开往大兴区行知新公民学校的出租车上。新公民学校项目组的工作人员坐出租车到学校门口时,司机问了一句:“你们是打工子弟学校的志愿者吗?”得到肯定的回答后,这位司机无论如何也不肯收下路费。
“这是民意。”来自北京一家设计公司的设计师说,社会已经开始自发地对农民工和他们的下一代表达关注并提供帮助。
在新公民学校项目招标会上,着名艺术家小香玉说,“我早就铆足了劲儿要给农民工的孩子们做事情了!”;耐克体育(中国)公司负责人则表示,把新公民学校纳入其在中国开展的letmeplay项目的实施点,而且新公民学校开到哪里,letmeplay 项目也开展到哪里,他们将持续给新公民学校捐体育器材,培训体育老师、开展体育教育、推动体育精神……
出租车司机、全国政协委员、知名企业家、武警官兵、将军、教育家、着名公办学校校长、退休教师、着名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歌唱家、舞蹈家、建筑设计师、政府官员、NGO人士、媒体、律师……新公民计划开展不久,各种社会资源很快汇集在一起,大家都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到新公民学校项目中。
值得一提的是,朝阳区政府在新公民计划中表现出来的开放态度并给予的支持。2007年6月,南都基金会新公民学校筹备组的人找到朝阳区教委,请求帮忙推荐合适的打工子弟学校。后来朝阳区教委推荐了两所学校。其中一所就是京华希望小学的北马房校区。
最后筹备组选择了京华希望小学。其中有着某种深层的寓意:北马房是朝阳区新农村建设的试点。南都基金会希望通过参与北马房新公民学校的建设,体现出城乡社区和谐,城市人和乡村人的和谐,本地人和外来农民工的和谐,实现和谐社会的建设。
这么多力量的参与,体现了社会各界对于农民工子女问题的关注。朝阳区第一新公民学校教师、原京华希望学校教导主任姓宣,安徽人,是一位有40多年教龄的退休老教师。他说,“这个地方干的活又累,工资不高,我干点什么不好,我图个啥啊?这些孩子,真不能再耽误了。”
“要像当年打仗的时候支持前线一样,全民都应该来支持农民工的孩子。”一位志愿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