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北京最有名的打工子弟学校——行知学校有了一个新名字：行知新公民学校。

而在这一天的开学典礼上，与更名同行的还有来自北京黄河缘公益基金会提供的100多万元资助，这些钱不仅意味着可以让这个常常面临交不起水电费的打工子弟学校在较长时间里免于窘境，更为重要的是，一种解决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的新途径也应运而生。

这是中国第一个由民间公益资金支持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项目，项目发起者北京黄河缘公益基金会将用5至10年时间，捐建100所民办公益学校，累计投入1.5亿至2亿元，招募近3000名教师和志愿者，预计有至少5万名农民工子女直接受惠。

新公民学校计划诞生

2002年全国妇联、儿基会联合调查显示，当时全国进城务工农民工子女有一千万人，失学率为9.3%，近百万儿童失学。而在其之前十多年的希望工程统计，农村贫困地区失学儿童也是百万余人。相隔十年，两个一百万，数字虽相同，但性质却发生了根本变化。十年前，是因为经济的贫困，偏远的农村学生因交不起20元学费而失学。十年后，是因为教育的不公平和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歧视性政策鸿沟，导致在繁华的城市中农民工子女无学可上或上不起学。

与之相伴，打工子弟学校也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

1998年之前，由于城乡分割体制，农民工子女一开始就被排斥在公共教育之外，打工子弟学校应运而生，对于避免一些农民工子女流落街头变成文盲有无法抹杀的贡献。

1998年后，国家开始重视流动儿童的就学问题，肯定了简易学校的存在，再加上农民工进入城市速度加快，流动儿童增加，需求增大，民工子弟学校大量出现。

1998年，国务院颁布了《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办法规定：流入地政府应该承担流动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职责，同时也允许社会组织和个人举办专门招收流动儿童少年的学校或简易学校，并对”简易学校的设立条件酌情放宽”。到了2001年打工子弟学校已成为了一支不容忽视的地下教育力量。2003年，打工子弟学校在北京已经经历一个大发展时期，规模已经达到数百所。

这一年，国家发布《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彻底废除了对农民工进城就业的限制，同时提出以“输入地政府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承担“流动儿童”教育责任。

然而，这些规定虽然确定了流入地政府的责任，但没有突破以户籍为主的入学原则，因而户籍制度和地方负责的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机制形成了制约流动儿童上学的瓶颈；同时，流动学生的特殊需求与流入地学校利益间有潜在的冲突，外来流动学生对教育资源的分享造成了与原住居民的利益冲突；如果依照公立学校的标准，现有的教育人力资源无法为现有的农民工子女提供足够的教育，而中国的城市化还在迅速地加大这一需求。公立学校还存在投资风险的问题由于农民工流动性强，常常出现生源暴增或暴减的现象，且往往居住在易于拆迁的城乡结合部，使教育硬件投入风险大、难规划。因此，农民工子女的教育仍然需要来自民间的灵活的力量的补充，来帮助政府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

在市场化程度高，民办教育发达的地区，民办学校较高的收费超过了低收入农民工家庭的支付能力。支付能力在800元以下的流动人群需求的满足尚不足，很可能将其转嫁为留守儿童问题。民办学校建校与办学的资金投入门槛很高，使以营利为目的的私人办学者具有极高的追求回报的压力，行为短期，教育质量普遍不理想。在市场化程度低，民办教育受抑制的地区，流动儿童只能获得低质量的教育。

以北京为例，进入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主要来自收入较高的家庭，低收入子女仍集中在民办学校，很多民办学校的营利动机压倒了教育要求。民办学校绝大多数以非法形式存在300多所学校中仅61所具合法身份。民办学校普遍以“四低”为运营特征，即低投入几万到几十万元不等；低收费300-600/学期；低薪酬教师平均700元/月；低质量硬件和软件。

因此，农民工子女教育迫切需要一个适合农民工子女上学的低门槛、高质量的、低收费的学校。这样的学校，不仅要依靠民间的力量，更需要来自政府的支持。

在此背景下，以民办公助、非营利、高质量、平民性农民工子女教育为品牌的“新公民学校”计划诞生。其理想中所设计的拥有优质的教育资源和优质的教师和有特色的教育理念，并且拥有来自政府的支持和合法的身份，成为新时期农民工子女教育的路径，因此也成为在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农民工子女教育的第三条道路。

南都公益模式

北京黄河缘公益基金会是一个由私营企业出资建立的非营利性公益基金会，今年５月由民政部批准成立，注册资金1亿元人民币。它通过资金支持来推动优秀公益项目和公益组织，扮演“种子基金”的角色。

北京黄河缘公益基金会将为每个“新公民学校”提供150万至200万元人民币的启动资金，在完成相应审批手续取得办学资格之后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申请适当的政府补贴，而学校的日常运行和发展主要依靠社会各界的捐赠。这意味着，南都基金会只负责启动学校，之后学校的发展要靠社会支持。所以，建立一个有能力的校董事会成为关键，它要能整合社会资源，获得政府、企业、媒体等各方面的支持。事实上，每一所学校都要成为一个小“教育基金会”。

为了选择最适合的团队，7月12日，北京黄河缘公益基金会开始面向社会公开招标非营利组织承建新公民学校，所有致力于改善农民工子女成长环境的非营利组织都被欢迎参加投标。经过投标评审出的优秀公益项目与公益组织将得到资助，从而在协助政府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所面临困难的同时，支持民间公益组织的发展。目前，其已收到许多资助项目申请，包括低于5万元的小额资助项目、5万至20万（特殊的可达30万）的一般公益项目、以及按150万至200万的标准资助的新公民学校项目。其资助的第一个小额项目是8月3日至15日上海久牵青少年活动中心开展的“新公民计划——牵手音乐回乡之旅”，40多位流动儿童回到家乡，为留守儿童和乡亲带去歌声。    

南都基金会副理事长徐永光表示，作为非公募基金会，北京黄河缘公益基金会并没有必须采取公开、透明招标方式的义务，但是，为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保证公益项目质量，基金会以公开招标的方式，让市场为公益项目、公共服务定价，寻求最合理价格与最优服务，使资金发挥最大的社会效益。

此外，“新公民学校”将实行“高中低”的办学模式：较高的软件和教育质量，中等的硬件条件以及低收费，收支差额由学校向社会募集。基金会将派出专门的财务人员对每所学校的财务状况进行监管，使资金使用做到公开透明。

基金会将成立专家委员会，指导“新公民学校”的课程和教育设计。在基本的文化教育之外，更加注重培养农民工子女的自信心，教会他们自食其力，把他们培养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公民。

为此，“新公民学校”将在不打破目前教育模式的前提下，探索一些新的教育教学形式和方法，包括结合农民工家庭实际情况，对他们进行生活化教育；与NPO合作，对他们进行成才训练；吸引公立学校学生、家长、大学生、社会成功人士等与“新公民学校”学生结对子等。

“这种与社会的正面互动会使农民工子弟时刻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关爱，有利于他们的成长，”徐永光说，“这对农民工子弟更好地融入城市，成长为城市社会积极正面的力量非常重要。”

据悉，北京黄河缘公益基金会已和北京、广东、广西等地政府教育部门进行接触并达成初步协议，项目启动初期采取改建现有私人投资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和利用公立学校闲置校舍的方式试运行几所“新公民学校”。在行知学校后，9月15日，北京市朝阳区另一家民办农民工子女学校将挂牌“新公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