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动态-刘洲鸿:价值观决定基金会高度-北京黄河缘公益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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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洲鸿:价值观决定基金会高度
2013-11-28

和刘洲鸿见面的那天,北京黄河缘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南都基金会”)刚做完机构内部建设评估不久。他拿出表格给记者看,其中“我认为秘书处管理层之间有充分的沟通”、“同事们不会把个人情绪带到工作中来”等几个选项,都有员工选择“非常不同意”。

    “看到结果的那天晚上我没睡好,虽然我有一些预感机构在内部治理的方面会有一些不如意。作为秘书长,我一定是有责任的。”刘洲鸿坦言。

    “会感到压力么?”记者问。

    “说不上。这些问题是本来就存在的,不是因为你做个调研它才冒出来。我现在更多思考的是如何让大家满意。”

    把这段对话提前是因为不是每个机构领导者都有勇气直面员工的苛责,更难得他会心态平和地一面反思一面想究竟该怎么做。

    《公益时报》:南都基金会算是企业基金会么?

    刘洲鸿:从资金来源的角度讲,南都基金会的资金来源于企业,我们的主要出资人是周庆治先生。但我们是一个独立的基金会,企业对基金会没有任何诉求,我们不需要为企业的发展做哪些贡献,企业也不需要通过基金会来提升知名度,甚至出资人也没想从这里头获得什么名利。他从来不接受记者采访,也不在任何场合出现。因此我觉得南都基金会不算是一个企业基金会。

    《公益时报》:秘书处是如何跟出资人沟通才能做到这么独立?

   刘洲鸿:基金会的发起人主要是徐永光和周庆治,他们在商量要干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达成了高度的共识。尤其是徐永光,他从慈善总会出来就想探索要做这样一个基金会:有资金、有项目,支持民间公益,并且不像传统意义的公募基金会那样受到政府的严格管制。因为有资金,所以他们共同把基金会定位在这样一个高度:为了公众的利益。不存在谁说服谁的问题,基金会一开始的价值观和文化已经是这样。

    回到上一个问题,所以也不能说企业对基金会没有诉求,它的诉求是基金会要支持真正的草根组织的发展,并且能撬动更多的资源共同参与。

    《公益时报》:徐永光今年在针对官办慈善机构、民非制度等方面发出了很多振聋发聩的声音。作为机构理事长,他的这些声音代表机构观点么?他需要在表达之前与机构进行沟通么?

    刘洲鸿:如果徐永光所讲的跟基金会本身的业务没有关系,他完全可以不沟通。但如果需要在一些场合讲一些跟机构业务相关的东西,比如在银杏伙伴的毕业典礼上发言,我们则是需要沟通的。秘书处会更细致地告诉他一些项目的发展情况、公益人才的现状等等。他所讲的东西和基金会的工作状态是要保持一致的。我个人是很赞同他的观点的。

《公益时报》:2010年,南都基金会进行了战略调整,三年过去,回头看当时战略规划的方向是正确的么?

    刘洲鸿:这几年我们都是在落实2010年的战略,现在看来效果还是不错的。2010年4月理事会在做了仔细的评估和回顾之后,通过了战略规划报告。之前基金会资金的20%用在行业发展上,80%用在新公民计划上;调整后基金会70%的资金用来支持行业发展,30%用在继续支持新公民计划以及救灾上。无论从机构的延续性还是从社会的需求上看,我们都不能把这部分(新公民计划及救灾)直接砍了,但事实上,虽然比例下降了,资金总量没怎么变,因为总盘子变大了。

    支持行业发展的部分,主要有两个项目:银杏伙伴计划和景行计划。一个是支持人的发展,一个是支持机构的发展,这两个项目的支出大约又占了70%中的80%。虽然还没有进行第三方评估,仅从基金会自身的评估来看满意度还不错。

    当时战略调整的方向应该是与基金会的定位以及品牌高度一致的。品牌和品牌建设是我今年一直在探索的东西。

    《公益时报》:品牌建设具体是指什么?

    刘洲鸿:南都基金会的资源毕竟是有限的。过去通过项目的角度来撬动更多资源就是一条腿走路,而一旦品牌建立起来就是两条腿走路。具体讲,前几年我们也做了很多事情,感觉关起门来大家讨论都认为项目做得很好啊、对受益人的帮助很大啊、很创新啊,但结果对同行或社会的影响就是很有限。

    因为这个品牌的定位还没有最终确定,所以这是我第一次跟媒体讲,我们也正在研究到底基金会该有一个什么定位。初步的考虑是做成行业标杆。我们希望品牌做起来之后,基金会各方面能达到什么程度都有一个细化的标准,其他基金会在做一些东西的时候会想到来借鉴;另外对于我们的合作方来说,也会因为跟我们的合作而更容易被其他人接纳,简单说就是你从南都这拿了一块钱,但你会因为从南都这拿了一块钱而从其他地方得到一百块钱的支持。就像我们支持的银杏伙伴,有的人之前在地方政府看来是存疑的,但因为我们支持了他,政府对他的看法也有了改变。这就是品牌的作用。

    《公益时报》:这个品牌建设具体落实在基金会工作上,需要大家做什么?

    刘洲鸿:如果定位成行业标杆的话,那么基金会的每个人都应该有这种意识,一言一行都会在这个指导下进行。刚才讲,基金会各方面能达到什么程度也都应该有一个细化的准则,别人一看就很清楚,南都是怎么做的。

    另外在传播上,不能再单围绕项目进行,应该会有一个系统的品牌传播策略。当然,这些都还没有最终确定,只是我当下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