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2）专稿 作者：刘洲鸿

摘要：自2010年末非公募基金会数量超过公募基金会后，2011年，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继续保持快速发展势头。然而，非公募基金会在治理、专业能力等方面面临挑战，在推动社会创新、构建公益产业链等方面需承担更多的行业使命和社会责任。

关键词：非公募基金会  行业使命  社会责任

一、2011年非公募基金会大事记

2011年是中国公益事业发展史上不平凡的一年。郭美美事件、中国慈善总会发票事件、河南宋基会等事件，使公募基金会等公益组织处于风口浪尖，公益行业的透明度和公信力广受公众质疑。与公募基金会的"热闹"相比，非公募基金会似乎稍显平淡，但依然是值得记住的一年。

（一）非公募基金会行业

据基金会中心网统计，2010年末，非公募基金会达到1098家，公募基金会为1077家，非公募基金会数量首次超过公募基金会数量。2011年，数量差距进一步拉大。截至2011年底，全国基金会总数已达2591家，其中非公募基金会1373家，公募基金会1218家。

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实现了首次联合捐助海外。2011 年3月，日本遭受9 级地震及巨大海啸的袭击。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发起联合救灾行动，11家非公募基金会对日本灾区捐款142 万元人民币，捐助建设"环保复兴集体住宅"，支持"RQ 市民灾害救援中心"实施救灾行动，实现了首次联合捐助海外。

2011年1月11日，壹基金落户深圳，实现了从非公募基金会向公募基金会的转型。此事件也许预示着会有更多非公募基金会为了获得公募资格申请转为公募基金会。

2011年3月、7月，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分别于深圳公益项目交流展示会和北京基金会中心透明大会召开之际，举行非公募基金会经验巡讲和能力建设活动，广受欢迎。

2011年5月5日，中国首家以受赠股票为主要资产的基金会——河仁慈善基金会举行揭牌仪式。2009年，曹德旺先生曾表示将捐出持有的部分福耀玻璃股份成立慈善基金会，但由于体制障碍未能如愿。同年10月，《关于企业公益性捐赠股权有关财务问题的通知》发布，《通知》规定股权捐赠后，必须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原持有人不再对已捐赠股权行使股东权利，并不得要求受赠单位予以经济回报，由此股权捐赠有了具体规定。2010年6月7日，河仁慈善基金会在民政部注册成立，原始基金2000万元。2011年4月，曹德旺将其家族持有的市值35.49亿元的3亿股福耀玻璃股票捐赠给河仁慈善基金会，首创中国捐赠股权先河。虽然股权捐赠已不存在障碍，但是股权捐赠的免税问题仍未能突破，《基金会管理条例》关于注册资金必须为到账货币资金的规定也未突破。

2011年5月31日，安利公益基金会成立，这是国内首家由民政部主管的跨国企业背景的非公募基金会。

2011年6月10至12日，由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北京黄河缘公益基金会联合主办的第三期"非公募基金会领导人培训班"在苏州举行，来自全国99家非公募基金会的152名学员参加。

"郭美美事件"引发公众和媒体问责公益领域。2011年6月20日，有网友发现"炫富"女郭美美微博认证身份为"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引起网友的广泛关注和质疑，随即掀起一场由公众主导的"真相挖掘"行动，以厘清郭美美及其财富与中国红十字会的关系。官方媒体也对其进行持续跟踪，最终引发了公众和媒体对于中国红十字的强烈问责，进而引发了对包括非公募基金会在内的整个第三部门的问责。

2011年6月，广东人文学会廖冰兄人文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在自己网站上公布了出纳王某私吞公益善款近80万的事件，自爆家丑促基金会透明进步。

2011年7月8日，由九家基金会主办、二十六家基金会协办、基金会中心网承办的"透明公益给力和谐社会——中国基金会三十周年暨基金会中心网一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近300名基金会负责人当天联合发出了《公益基金会晒账单倡议书》，号召基金会及其它公益慈善组织健全项目管理和财务管理制度，慎重对待每笔善款；规范信息披露机制，及时、准确和真实公布年度财务报告、项目审计报告等重要信息；自觉、全面、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严防腐败行为的发生。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公域合力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及基金会中心网共同编着的基金会绿皮书《中国基金会发展独立研究报告（2011）》正式发布，这是中国基金会发展30年来第一本专业性数据研究成果。

2011年11月24-25日，第三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年会在北京召开，130 余家非公募基金会参加，年会主题为行业使命和社会责任。论坛发布了《2010年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报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行业使命和社会责任报告》。

2011年12月17日，"公益组织与商业合作研讨会"在京举行。北京黄河缘公益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等来自全国各地的24家基金会共同制定并声明遵守《公益与商业合作九大行为准则》，集体为公益事业的规范化发展自设"红线"，并接受媒体和公众的广泛监督。九大准则包括基本原则（诚实信用、平等互利、合作共赢、交易公平、不损害公共利益）、恪守公益宗旨规则、尽职调查规则、公益品牌谨慎使用规则、公益促销规则、商业投资规则、确保公益支出规则、风险控制规则、避免利益冲突等。

2011年12月19日，商业社会责任国际协会（BSR）联合倍能公益组织能力建设与评估中心、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和社会资源研究院共同撰写的《中国基金会发展指导手册》发布，为成立和运作非公募基金会提供指导，帮助个人和公司更好地了解成立非公募基金会的基本原则以及运作非公募基金会的基本要素。手册内容涵盖制定战略、机构使命、实践案例分析、有效利用志愿者在内的人力资源管理等信息。

（二）有关政策

2011年发生的一系列慈善事件，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慈善行业条例、政策的进展与出台。

2011年，制定《慈善事业法》被列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和2011年立法工作计划。《慈善事业法》草案已报送国务院，法制办正围绕培育慈善组织、规范社会募捐、完善监督制度、明确税收优惠政策等问题对草案进行审查修改。

2011年3月，《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布。修订草案中，涉及基金会的设立、年检，均无需业务主管单位。其中诸多条款引起争议，包括资产10%的投资最高限，非公募基金会70%的捐赠收入来自主要捐赠人，基金会不得资助未经法定程序批准成立的组织，不得与其合作开展活动，不得吸收会员等。公募和非公募基金会共同举行研讨会议，向有关部门提出修订意见。《条例》最引人瞩目的修订之处是下放非公募基金会审批权。新《条例》出台后，也许将把非公募基金会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高峰。

2011年7月15日，民政部发布《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11-2015）》，明确今后5年慈善事业发展目标：到2015年，基本形成制度完善、作用显着、管理规范、健康有序的慈善事业发展格局。纲要明确了公开透明原则是未来加快慈善事业的基本原则之一。12月16日，民政部发布《公益慈善捐助信息公开指引》。

2012年4月24日，民政部发布《关于规范基金会行为的若干规定（试行）》（征求意见稿），对基金会接受和使用公益捐赠，基金会的交易、合作及保值增值，基金会的信息公布等三方面进行更加具体、明确的规定。《规定》明确项目人员工资、福利计入基金会10%的管理经费，不得资助营利组织等，引起较大反响。基金会中心网和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收集了有关方面意见并报有关部门。

地方性慈善法规陆续出台，规范慈善行为。继2010年我国首部地方性慈善法规《江苏省慈善事业促进条例》出台后，2011年，先后又有宁夏、宁波、广州出台有关慈善条例。

二、非公募基金会发展特点

孙伟林、刘忠祥[1]（2011）基于全国基金会2010年度检查报告研究发现，总的看来，虽然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迅速，到2010年底，非公募基金会与公募基金会在数量上已经相当，但毕竟其成立时间较短，非公募基金会在原始基金、总资产、总收入、总支出、全职员工数量等方面与公募基金会都还有一定的差距。

此外，在活动领域、收入结构、支出结构方面，非公募基金会与公募基金会也存在差异。本文基于中国基金会中心网的统计数据（以下未注明资料来源者，均为来自基金会中心网统计数字），描述非公募基金会发展特点如下。

（一）非公募数量超过公募，差距进一步拉大

中国基金会最早出现于1981年，当年全国成立7家基金会。2004年以前，全国以公募基金会为主，占基金会总数80%以上。2004年，随着《基金会管理条例》的颁布，非公募基金会快速增长，2005年以后非公募基金会的年增长率都在30%以上，而同期公募基金会的年增长率在10%左右。2010年末，全国基金会总数为2175家，其中非公募基金会1098家，公募基金会1077家，非公募基金会首次超过公募基金会数量。截止到2011年底，全国共有2591家基金会，其中非公募基金会1373家，公募基金会1218家，非公募基金会占53%，比公募基金会高6个百分点，数量差距进一步拉大（表1）。如按照此发展趋势，到2012年底，全国基金会数量有望突破3000家。

整体上说，地方登记的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较民政部登记的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迅速，其中典型的代表便是江苏、北京、广东、福建等地。以北京为例，2005年在民政局登记的非公募基金会首次超过10家，到2010年，一年之内在北京市登记的非公募基金会达到了33家，几乎为北京市登记的公募基金会的总和。地方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迅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非公募基金会在地方登记比在民政部登记的门槛要低（孙伟林、刘忠祥，2011）。

民政部登记注册的基金会总数为163家，其中包括90家公募基金会，73家非公募基金会，仅占全国基金会总数的6%。与各省相比，民政部登记的基金会数量在全国排第5，除基金会数量以外，在全职员工、原始基金、年末净资产、捐赠收入、投资收益、政府补助性收入、公益支出、工资福利支出等各项指标中，民政部注册基金会的排名均为第1。民政部注册的基金会全职员工数（1594）占全国总数的24%，各项财务指标占全国的比例都达25%以上，尤其是政府补助性收入，占全国基金会的66%。

全国各地已有15个地区的非公募基金会数量超过了公募基金会数量。福建省非公募基金会比例最高，占83%。而在西北、西南地区，以公募基金会为主，其中贵州、西藏的公募基金会在80%以上（表1）。

表1：2011年各地区基金会数量及类型分布

地域分布	基金会数量	比例	公募	比例	非公募	比例	民政部注册
江苏	375	14.5%	169	45%	206	55%	3
北京	316	12.2%	120	38%	196	62%	133
广东	273	10.5%	101	37%	172	63%	8
浙江	227	8.8%	123	54%	104	46%	3
湖南	136	5.2%	91	67%	45	33%	1
上海	128	4.9%	49	38%	79	62%	3
福建	124	4.8%	21	17%	103	83%	1
四川	83	3.2%	54	65%	29	35%	1
内蒙古	81	3.1%	41	51%	40	49%	0
河南	69	2.7%	34	49%	35	51%	2
陕西	66	2.5%	29	44%	37	56%	1
山东	66	2.5%	33	50%	33	50%	1
辽宁	56	2.2%	35	63%	21	38%	1
湖北	53	2.0%	18	34%	35	66%	1
吉林	50	1.9%	25	50%	25	50%	0
黑龙江	48	1.9%	30	63%	18	38%	0
云南	43	1.7%	33	77%	10	23%	0
天津	43	1.7%	19	44%	24	56%	0
安徽	42	1.6%	15	36%	27	64%	0
河北	33	1.3%	11	33%	22	67%	1
重庆	33	1.3%	20	61%	13	39%	0
江西	31	1.2%	14	45%	17	55%	0
海南	30	1.2%	11	37%	19	63%	0
宁夏	30	1.2%	21	70%	9	30%	0
新疆	30	1.2%	21	70%	9	30%	1
山西	29	1.1%	12	41%	17	59%	0
甘肃	28	1.1%	21	75%	7	25%	1
广西	23	0.9%	12	52%	11	48%	0
贵州	19	0.7%	18	95%	1	5%	0
青海	15	0.6%	8	53%	7	47%	0
西藏	11	0.4%	9	82%	2	18%	1
合计	2591	100%	1218	47%	1373	53%	163

（二）活动领域分布

1、1981-2010年基金会活动领域情况

根据基金会中心网的分类学指标，按基金会宗旨、业务范围和项目等内容，对全国2465家基金会进行了活动领域分类。

从事教育领域始终是大部分基金会选择的运作方向。早期成立的的公募基金会，主要关注教育领域。1981-1990年，有83家基金会从事教育领域；1991-2000年间，增加了192家；2001年后，又大幅度增加了945家基金会。截止2011年末，已经有1380家基金会涉及教育领域，占全国基金会总数53%。

除教育外，1981-1991年间，基金会涉及较多的领域还有残疾、医疗、文化、公共服务等；1991-2000年间，主要涉及的领域分别是文化、科研、见义勇为、青少年等，其中科研领域增长数量最多，增加46家基金会，其次是见义勇为领域增加44家。与此同时，出现了前10年未涉及的领域，包括公共安全、志愿服务、动物保护、人权等；2001-2010年，涉及较多的领域有医疗、科研、扶贫、安全救灾，其中医疗领域增加157家，是该时期增长数量最多的领域（图1）。

图1：基金会涉及活动领域分布及三个时期的变化

2011年，按照基金会参与数量由高到低排序，基金会参与最多的10个领域为：教育、科研、医疗、文化、儿童、扶贫、安全救灾、老年、残疾、就业。其中关注教育、科研、医疗、文化的基金会，都超过了250家，即10%以上的基金会（图2）。

图2： 2011年全国基金会主要涉及前十个领域分布

2、非公募和公募基金会活动领域比较

分别统计公募和非公募基金会关注最多的前10个领域发现，教育、医疗、科研、扶贫、文化、儿童、老年、青少年等8个领域均排在前10名；每个领域，关注的基金会数量都超过了该类基金会总数的5%。

除共同关注的8个领域外，公募基金会关注的前10领域中，还包括见义勇为和残疾两个领域；非公募基金会还包括安全救灾和公共服务。教育为公募和非公募基金会都最关注的领域，分别有43%和63%的基金会关注（图3）。

图3：两类型基金会涉及领域的数量分布情况

公募、非公募基金会对教育、见义勇为、科研、扶贫、救灾和公共服务6个领域关注的差异性较大。其中支持教育、科研的非公募基金会比例明显高于公募基金会；而支持"见义勇为"的公募基金会比例明显高于非公募基金会(图4)。

图4： 公募与非公募基金会关注度存在较大差异的领域

（三）非公募基金会全职员工：平均每家2.7人，近3成无全职员工

2010年，1771家基金会共有全职员工6602人，平均每家基金会不到4名全职员工。其中没有全职员工的基金会有429家，占总数的24%；全职员工在1-3人的基金会占全国总数的42%；全职员工在4至9人的基金会占26%；10人以上的基金会只有128家，约占8%。可见，大部分基金会的全职员工都较少，专业化规模的执行团队建设已经成为影响基金会发展的重要因素[2]（图5）。

图5：2010年基金会全职员工数量分布

2010年，875家非公募基金会全职员工共计2336人，平均每家2.7人；896家公募基金会全职员工共计4266人，平均每家4.8人。全职员工为0的非公募基金会占29%，公募基金会占19%（图6）。

图6：2010年非公募、公募基金会全职员工数量分布

 

（四）非限定性净资产比例达70%，高于公募基金会

2010年末，非公募基金会的净资产约为201亿，公募基金会的净资产约为308亿。非公募基金会的非限定性净资产比例较高，2008-2010年末非限定性净资产都超过了净资产总量的70%，而公募基金会的非限定性净资产都只占55%左右[3]。与公募基金会相比，非公募基金会在资金使用上自由度更大些（图7）。

图7：公募、非公募净资产构成

（五）收入

1、总收入

2010年，公募基金会的总收入为179亿元，非公募基金会总收入为102亿元，公募基金会为非公募基金会的1.75倍（图8）。

图8：2010年非公募、公募基金会总收入构成

 

2、收入构成（图8）

公募基金会的捐赠收入总量是非公募基金会的1.6倍；非公募基金会的捐赠收入占总收入的92.4%，比公募基金会相应比例高7.7%；捐赠收入排名Top50中，公募基金会30家，非公募基金会20家。

在政府补助性收入方面，公募基金会是非公基金会的29.8倍，政府补助性收入占公募基金会总收入近10%，仅占非公募总收入的0.58%。

2010年，376公募基金会进行了投资，投资收益4.22亿元；290家非公募基金会进行了投资，投资收益共计4.35亿元。尽管公募基金会资产比非公募基金会资产多约100亿，而且投资的基金会数量也比非公募基金会多了86家，但是在投资收益方面，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相差不大。这也许说明非公募基金会投资收益率较高，或者用于投资的资金比例更高。2008-2010年，全国有投资活动的基金会数量在逐年增长，投资收益总量却在逐年减少，2010年409家有投资收益的基金会投资收益为85625万元，较2009年减少了6.5%，较2008年减少31.0%（图9）。

图9：2008-2010年投资收益逐年下降

注：投资收益为正的基金会数量，2008-2010年分别：311、313、409家。

2008-2010年，投资收益大于500万元的基金会数量均在25家以上；2009年投资收益在500万元以上的基金会数量占当年有投资收益的比例最高，达11%；投资收益在10万～50万的基金会数量占比最大，都占30%以上；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基金会投资亏损（图10）。

2010年投资收益Top50中，公募基金会28家，非公募基金会22家。50家基金会的投资收益总量为68184万元，占全国基金会投资收益总量的79.6%，较2009年投资收益Top50的总量减少了9249万元，减少11.9%。

图10： 2008-2010年投资收益收益情况

（六）支出

1、总支出

2010年，1763家基金会的总支出为187亿元，平均每家基金会支出1061万元，较2009年平均每家基金会的支出提高了13%，较2008年降低了9%（表2）。其中公募基金会总支出135亿元，非公募基金会总支出52亿元（表3）。

表2：2008-2010年全国基金会总支出量，

 

注：2008-2010年统计数量分别为：1170、1374、1763家

表3：2010年总支出构成

2、公益支出

2010年，公募基金会公益支出总量约为127亿元，非公募基金会约为49亿元，公募为非公募的2.6倍，占各自总支出的比例94.2%、93.3%（图11）。

70%以上的基金会的公益支出在500万元以下，公益支出大于5000万元的基金会数量在5%以下（图12）。

2010年公益支出Top50有36家公募基金会，占总数的72%；非公募基金会14家，占总数的28%。Top50公益支出总量为94亿元，占全国基金会2010年公益支出总量的53.4%，比2009年Top50公益支出增加23亿元，增长了33.3%。

图11：2010年非公募与公募基金会总支出构成比较

图12：2008-2010年基金会公益支出规模分布

3、工资福利支出

2010年，对"全职员工人数和工资福利支出不为0"的907家基金会的工资福利支出统计表明，工资福利支出1万元以下的基金会为13%，1万, 至5万的为35%，5万至10万的为19%，10万至50万的为26%，50万以上为8%。工资福利支出在50万元以下的基金会占总数的90%以上。2008年至2010年，工资福利支出规模分布无大的变化（图13）。

非公募基金会的工资福利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不足1%，只有0.8%，公募基金会为1.5%。907家基金会工资福利支出总量20091万元,其中非公募基金会4434万元，公募基金会15657万元。非公募基金会人均工资福利支出30928元；公募基金会人均工资福利支出49408元。由于很多的非公募基金会的员工不在基金会发工资，而是在企业发，此数据并不能真实反映非公募基金会工资实际情况，但也能在一定程度反应基金会行业整体工资水平较低。

图13 2008-2010年工资福利支出规模分布

三、面临挑战

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以来，尽管非公募基金会发展非常迅速，但是如何发展得更好，发挥更大的作用，非公募基金会面临着外部的政策和自身能力提升两方面的挑战。

（一） 政策挑战

总的看来，非公募基金会取消业务主管，登记注册已问题不大。随着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的出台，非公募基金会审批权下放，登记注册政策将更加宽松。

然而，基金会投资等营利性收入纳税的问题和基金会员工平均工资不得超过当地社会平均工资2倍的规定（如超过2倍，则无法获得税收优惠资格），依然是非公募基金会发展的最重要的政策障碍。

基金会投资性收入纳税，将抑制发起人继续向基金会捐款，基金会不仅无法发展壮大，而且面临萎缩的可能。基金会工资不超过社会平均工资2倍的规定，使基金会无法吸引优秀的人才，也难以规范、独立发展（很多企业基金会为了达到规定要求，员工部分工资由企业发放）（刘洲鸿，2010）[4]。

（二） 自身能力提升的挑战

1、更加有效的治理

非公募基金会可直接在民政部门登记，民政部门既做登记部门又做业务主管。民政部门虽然是业务主管，但是不会干预基金会的业务，理论上非公募基金会可以更好地独立发展。但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康晓光、冯利[5]等（2010）研究发现，非公募基金会的治理多为"资源主导型"，即在非公募基金会中，出资的企业家或企业在组织内有绝对的权威，主要出资人的身份和经营企业成功的业绩确立了他们在组织内的"教父"地位。"资源主导型"使非公募基金会治理存在以下问题：资金引入者主导理事来源和产生；理事会与秘书处分权不清晰；理事会决策形式化；监事虚设，没有起到保障理事会职能发挥的作用；理事会功能简单化。问题的原因，既有非公募基金会自身特征（如对出资人的依赖）的影响，也跟非公募基金会的外部环境有关，如理事素质不高，缺乏责任心；非公募基金会刚刚起步；法律监督不到位；行业自律差；社会问责缺失；非公募基金会对内部治理不够关注等。

改善非公募基金会的治理，首先应该明确基金会作为社会公器的属性。基金会是社会的基金会，捐赠一旦完成，则资金属于社会财产，不再属于个人财产。理事会受社会之托，成为基金会的决策机构。, 基金会应该形成以理事会为核心的有效的治理架构，聘用专职的秘书长和专业的执行团队，使基金会能够独立、高效运转。其次是理事会的组成。理事来源要多元化，既要考虑理事的专业背景、管理经验、专业性和议事能力等，又要考虑理事的热情和投入。此外，还需要细化议事规则，强化监事职责。最后，需要加强行业的自律和外部问责，引入评估机制。

2、专业能力的提升

由于非公募基金会发展历史短，非公募基金会的数量增加又非常快，人才市场尚未形成，非公募基金会非常缺乏专业化和专门的人才。2010年，平均每家非公募基金会只有2.7人全职工作人员，近3成非公募基金会没有全职工作人员。《2010年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报告》（陶传进，2011）[6]认为，"专业化的工作团队已经成为目前制约非公募基金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要提升专业能力，首先要提升员工待遇，以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并加大员工专业能力提升的投入。目前公益行业整体薪酬偏低，非公募基金会应该按照市场的标准提供员工有竞争力的薪酬，以促进整个公益行业薪酬趋向合理的水平。2010年，民政部注册的非公募基金会支出结构中，工资福利支出、行政办公支出及其他支出仅占2％出头，远低于规定的10％，非公募基金会完全有能力为员工提供更好的薪酬待遇。另外，非公募基金会应该大力支持员工学习和参加各种培训。

第二，推动人才建设和能力培训活动。北师大和中国人民大学已经专门招收基金会方向的MPA；南都基金会与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自2009年起，每年在全国各地开展"非公募基金会领导人培训"；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从2011年起，也利用各种机会，开展能力建设和经验巡讲活动；此外，基金会中心网、北师大公益研究院等也开展了包括非公募基金会在内的培训活动。但是这些工作与非公募基金会行业专业化的需求相比，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在非公募基金会乃至整个公益领域建立起专业化的提升平台（陶传进，2011）；另外，可考虑培育一些为专门为非公募基金会提供能力建设、咨询服务的支持性机构，类似于美国的CEP（有效公益中心）、FSG（基金会战略集团）这样的组织。

第三，应该取消基金会人员平均工资不得超过当地社会平均工资2倍的规定。

3、透明度仍需提高

有一种观点认为，非公募基金会是企业或者个人出资成立的，与公募基金会相比，透明度要求可以更低。实际上，无论公募还是非公募基金会，都是属于社会公益资产，都一样需要接受社会的问责。

2010年7月上线的基金会中心网已经基本覆盖2000多家基金会的主要财务信息和半数机构的项目信息，大大提升了基金会行业的透明度。然而，非公募基金会信息披露现状仍不理想，透明度需要提高。2011年底，只有38%的非公募基金会有自己的网站，还有6成基金会未建立自己的网站。2010年，第二届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调查发现，只有9%的非公募基金会能够客观完整地披露信息，有12%的基金会从来没有披露过信息。基金会披露信息的易得性也不足，调查发现只有60%的基金会的信息能够找到，40%的无法获得[7]。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8]（2011）调查发现，8成公众对公益组织透明度不满意；在满分为100分的透明指数方面，180家非公募基金会平均得分才38.7分。无论是在信息披露的完整性、及时性、准确性、易得性方面，非公募基金会都还存在很大的不足。

透明度问题既与基金会意识不够有关，也与基金会自身能力不足有关。首先要提升基金会负责人信息披露的意识，使他们认识到不仅应根据《基金会信息公布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披露信息，而且应该有更加高的要求，尽量做得更好。其次要提升基金会信息披露的的能力。有些基金会管理能力不足，无法按照要求提供信息，还有的不知道如何披露。第二届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开发的《中国非公募基金会信息披露指南》可以作提升信息披露能力的参考工具。

4、保值增值能力提升

对于非公募基金会来说，保值增值既是独立、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更好地支持公益事业的需要。2010年底，全国非公募基金会的资产已达201亿元，如能做好投资，投资回报率按8%计算，一年的收入将达16亿元，这对于支持中国公益事业无疑能发挥很大作用。非公募基金会每年公益支出的比例是8%，大量的本金如不去做保值增值，在目前通货膨胀的形势下，意味着资金在缩水，是对公益资金的不负责任。

《基金会管理条例》关于基金会"合法、安全、有效"的保值增值原则，为基金会开展投资提供了比较宽松的环境。但很多基金会由于担心风险，并没有开展投资工作。进行投资工作的基金会，效果也不是很好。2010年，1098家非公募基金会，只有290家开展了投资工作，不到总数的1/3。开展投资活动的290家中，有 114 家投资收入为0，约占40%。非公募基金会全部投资收入为4.3亿元，只占非公募基金会总收入的4.25%。而美国的私人基金会的收入几乎完全来自投资，可见中国非公募基金会保值增值能力急需提升。

提升基金会保值增值能力，基金会自身应该制定投资管理制度和恰当的投资计划；政府应该给予基金会投资等营利性收入税收优惠；行业也可以考虑培育像美国Common Fund（共同基金）一样的专门为公益组织提供理财的机构，使公益组织能够减少投资的风险。2012年第四届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将就基金会的保值增值问题进行研究项目招标，希望研究成果能够有助于促进基金会的保值增值工作。

四、行业使命与社会责任

2011年第三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年会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的行业使命和社会责任"作为大会主题，并且发布了主题研究报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的行业使命和社会责任》。报告提出，我国非公募基金会的使命应该是：推动社会创新，促进社会和谐；完善公益价值链，改善民间公益环境；致力于社会公平，扶助社会弱势群体；提升民间公益理念，重塑中国慈善文化。

《报告》从行业内责任和行业外责任两个方面阐述了非公募基金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行业内的社会责任包括加强行业自律，提升行业公信力，推动行业良性发展；为民间公益组织提供资源，培育和支持民间公益组织的成长与发展。行业外的社会责任包括推动政府相关政策的完善，协助政府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解决相关社会问题；引导企业慈善方式多元化，优化慈善资源配置；加强现代公益文化的传播，树立公众对行业的信任。

非公募基金会出现以来，在协助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加强联合、加强自律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仅2010年一年，非公募基金会总支出就达52亿元，其中公益支出49亿元；非公募基金会于2009年建立了发展论坛，每年以年度大会和研究报告的方式，促进行业交流、合作与提升，加强自律和能力建设；非公募基金会也积极参加基金会中心网的建设，推动行业的透明。但是，在推动社会创新，为民间公益组织提供资源，培育和支持民间公益组织的成长与发展等方面，非公募基金会做得还远远不够。

2004年，非公募基金会刚刚出现的时候，时任中国青基会副理事长的徐永光即满怀激情地预言"非公募基金会将背负起中国第三部门的希望"[9]。他认为，"非公募基金会可以独立决定资金使用的方式和方向，有条件为民间公益组织提供资源支持"。为此，在成功地创立和运作了中国青基会这一着名的公募基金会后，2007年，徐永光又与周庆治一道，发起成立了北京黄河缘公益基金会，探索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之道。

然而，由于非公募基金会发展时间还很短，自身还很不专业，资助能力还不够，加上草根组织的能力也普遍不足，因此，绝大部分非公募基金会还是定位为运作型基金会。据《社会创业家》（2012年第五期）调查发现，只有30多家非公募基金会有资助草根组织的记录，不到非公募基金会总数的3%。纯粹定位为资助型的基金会更是屈指可数。

BSR[10]（2012）研究也发现：多数基金会还没有和公益组织界定清晰的角色分工，缺少优势互补，合作态势还未形成；资助型基金会数量较少，民间公益组织较难获得本土资源的支持，多向海外机构寻求资助。缺少合作的资源和共同关注点、战略合作缺乏、话语体系冲突、缺少对创新的实质性投入、能力不足，成为阻碍双方合作的五大挑战。

近年来，境外捐赠急剧减少，而本土"母乳"又没有跟上，草根组织生存日益艰难。西部阳光教育基金会在"2011年教育公益组织年会（广州）"调查发现，与会的150家教育公益组织中，曾经有63家接受过国际资金资助，2011年已经结束资助或2012年将要结束资助的约有近30家。2012年初，秦巴山区七家乡村公益发展组织向基金会中心网发出了《秦巴山区七家乡村公益发展组织生存状况的情况报告与联合呼吁》。《报告》中说："我们七家机构的建立与前期的发展，均与国际机构的支持和推动是分不开的，近年来国际公益支持机构快速退出中国社会，本土支持民间公民社会发展的基金会极其有限，特别是对乡村民间公益组织的支持就更是寥寥无几，而集中了大量公益资源的国内大型的公募基金会，他们的资源基本上只在体制内运行，又完全与我们民间公益组织无缘。"《报告》呼吁中国的基金会多支持草根组织的发展。"洋奶"已断或将断，本土"母乳"又供给不足，草根NGO如果不关门，就只能以极低的薪酬维持，无法进一步发展。不少怀抱理想进入NGO行业的年轻人，面对理想和面包二者不可得兼的尴尬，为生活所迫只好选择离去。云南、四川、甘肃都传来消息，一些坚持发展了10来年的农村服务组织和环保组织开始关门

在当前草根组织"洋奶"将断未断之际，突破草根资源困境，构建健康的生态产业链，需要有更多的本土的非公募基金会成为支持民间公益、支持社会创新的社会投资机构，让中国的草根组织喝上"母乳"（刘洲鸿，2012）[11]。国际基金会在这方面是非公募基金会的榜样，比如，从上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一项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发起并资助、在南美洲和亚洲缺粮国家开展的培育优良粮种的实验室计划——"绿色革命"，被诺贝尔奖评委会称为"拯救了缺粮国家10亿人的生命"；又如，上世纪70年代，孟加拉国尤努斯教授因为得到福特基金会80万美元的资助，发展了格莱珉乡村银行，解决了孟加拉400万贫困家庭的生计问题，其小额贷款扶贫模式经联合国推广，已经在包括中国在内的70多个国家复制。

中国也越来越多的非公募基金会开始清晰资助型机构的定位，与草根组织资源互补、建立战略性合作关系、建立促进创新的机制、增进对话和沟通、开展多样化的能力建设。北京黄河缘公益基金会2007年一成立就定位为支持民间公益的资助型基金会。成立伊始，主要采取项目公开招标资助的方式，实施"新公民计划"，资助建设新公民学校，支持草根组织开展多样的农民工子女公益服务项目；2008年汶川地震后，又实施"灾害救援和灾后重建计划"，支持草根组织参与救灾和灾后重建。2010年，南都基金会在项目资助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战略性资助模式，把资助公益人才和机构发展作为重点，实施了银杏伙伴成长计划和机构伙伴景行计划。战略性资助具有资金数额大、资助周期长、资金使用灵活、资助对机构未来发展有重要影响等特点，解决了以项目为本资助方式导致的"盐水效应"，使资金能够起到杠杆作用，发挥更大的效益。2011年，阿拉善SEE基金会制定了新的战略，从战略层面资助环保NGO的发展。2012年，友成基金会也开始以项目招标方式资助草根组织。此外，北京西部阳光发展基金会、广东千禾基金会、阿里巴巴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也以不同的方式资助草根组织。

尽管面临重重困难，非公募基金会和民间公益组织的合作已成为推动公益行业发展和社会创新的必然趋势。期望中国的非公募基金会能够在资助草根组织、推动社会创新、构建健康的公益产业链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真正肩负起非公募基金会会的行业使命和社会责任！

[1]孙伟林、刘忠祥，2011，《中国基金会发展报告（2011）》

[2]此部分内容中全职员工数为"0"的指在年报信息中，该基金会在全职员工一栏中填写"0"，未填写全职员工数量的基金会不在统计之列。

[3]根据2005年《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相关规定：基金会的净资产分为限定性净资产和非限定性净资产。限定性净资产是指资源提供者或者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对资产或资产所产生的经济利益的使用所设置了时间限制或用途限制；非限定性净资产即相关方面对资产或资产所产生的经济利益的使用未做出相关限制。

[4]刘洲鸿，2010，《非公募基金会在中国的发展》，载于《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0》，p112-127。

[5]康晓光、冯利等，2010，《非公募基金会内部治理研究报告》

[6]陶传进，2011，《2010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报告》

[7]第二届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2010，《中国非公募基金会信息披露指南》

[8]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2011年度中国慈善透明报告》

[9]徐永光，2004，《非公募基金会：背负中国第三部门的希望》

[10]BSR，2012，《中国民间公益组织和基金会合作与创新研究报告》

[11]刘洲鸿，2012，《突破草根资源困境，构建健康的生态产业链》，载于《社会创业家》（2012年第五期）